2024人身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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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合同 篇1
第一章保险对象
第一条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在职人员，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或正常劳动的，可以作为被保险人，由其所在单位向保险公司集体办理投保手续(个人也可以投保)。
第二章保险期限
第二条保险期限为一年，自起保日的零时起到期满日的二十四时止。期满时，另办续保手续。
第三章保险金额
第三条保险金额最低为壹仟元，最高为壹万元。在此限度内，一个单位选定一个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一经确定，中途不得变更。
第四章保险责任
第四条本保险为定期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在保险单有效期间，因意外伤害事故以致死亡或残废的，保险公司按下列各款规定给付全部或部分保险金额。
1.因意外伤害事故以致死亡的，给付保险金额全数。
2.因意外伤害事故以致双目永久完全失明或两肢永久完全残废，或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同时一肢永久完全残废的，给付保险金额全数。
3.因意外伤害事故以致一目永久完全失明或一肢永久完全残废的，给付保险金额半数。
4.因意外伤害事故造成本条二、三两款以外的伤害以致永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身体机能，或永久丧失部分劳动能力、身体机能的按照丧失程度给付全部或部分保险金额。
第五条被保险人在保险单有效期间，不论由于一次或连续发生意外伤害事故，保险公司均按第四条的规定给付保险金。但给付的累计总数不能超过保险金额全数。给付金额累计总数达到保险金额全数时，保险效力即行终止。
第五章除外责任
第六条由于下列原因所致被保险人的死亡或残废，保险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被保险人的自杀或犯罪行为;
2.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的故意或诈骗行为;
3.战争或军事行动;
4.被保险人因疾病死亡或残废。
第七条被保险人因意外伤残所支出的医疗和医药等项费用，保险公司不负给付责任。
第六章保险费率
第八条保险费率根据行业(工种)或工作性质分别订定。
第七章保险手续和保险费的缴付
第九条投保时，投保单位应填写投保单一份和全体被保险人名单一式三份，经保险公司核定承保后签发保险单。
第十条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可以指定受益人，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以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
第十一条在保险单有效期间，投保单位如因人员变动，需要加保或退保，或因被保险人要求变更受益人，应填写变动通知单一式三份，送交保险公司据以签发批单，作为保险单的附件。
人身保险合同 篇2
一、诉讼请求：
1、依法判决被告承担原告车损费、施救费共计73292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从应当理赔之日3月23日起至付款之日止);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事实及理由如下：
201月13日，原告为其所有的沪***号小型轿车向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购买了保险，双方协商确定按照新车购置价176万元，购买了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不计免赔特约条款等在内的保险。保险期限自年1月14日零时起至1月13日二十四时止。
2014年2月20日15时许，原告驾驶被保险车辆沿沛县龙河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安国七堡村附近时，因躲避行人与路边树木发生碰撞后驶入路边河中，造成全车损坏。交警和保险公司均派人到现场查勘，并对事故予以确认。
2014年3月1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车辆损失确认单，被保险车辆被认定为全损，定损金额为830720元，残值作价金额为10万元;后残值于2014年3月18日由被告拍卖，所得10万元由原告取得。另外事故发生时原告先行垫付了施救费2200元，应由被告支付。综上，被告应在2014年3月22日前向原告支付车辆损失赔偿款共计732920元。然而被告至今尚未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义务，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维护我方合法权益。
1证明原告向被告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和不计免赔率险。
2证明原被告双方协商确定新车购置价为176万，并以此确定了保险金额。 3证明保险车辆的初次登记时间为10月17日，即被保险车辆的新车购置时间。
4证明保险期间为自2014年1月14日零时起至201月13日二十四时止。
1根据第四条约定，原告驾驶保险车辆因坠落导致车辆损失的，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gZ85.cOm
2根据第十条约定，保险金额由原被告双方根据投保时被保险车辆的新车购置价确定为176万元。
3根据第二十四条约定，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后，经被告检验，认定车辆全损，并确定损失金额为830720元。
4根据第二十五条约定，被保险车辆遭受损失后的残值部分已有被告拍卖处理，拍卖所得10万元由原告取得。
5根据二十七条约定，被保险车辆的折旧金额为：1760000*0.6%*88=929280元;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为830720元，与被告定损金额一致。
证据三：沛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出具的沛公交认字[2014]第21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证明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的真实性以及事故的时间、地点、过程。
证据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 证明被告对被保险车辆认定为全损，并确定损失金额为830720元。
证明被保险车辆残值部分已经处理完毕。
证明施救被保险车辆时原告支付2200元施救费。
被告答辩情形：
注：法庭辩论主体思路为被告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证明保险单、保险合同条款和定损合同无效，否则应认定保险合同真实有效，双方应予以履行;是否能证明事故不属实;是否能证明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情形一：投保人投保时未如实告知投保车辆的二手车交易价格，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存在欺诈，要求撤销已经签订的定损合同。
法律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我方辩论：1保单上明确载明投保车辆的初次登记日期为“月17日”，因此被告在保险合同签订时就应当知道投保车辆系二手车，但未询问二手车的交易价格，我方无告知义务，更不存在欺诈。
2投保车辆的交易价格与保险合同无关，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车损险合同是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价值的不定值合同，而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与其交易价格无必然联系，即使是通过无偿赠与的形式获得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也不影响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
情形二：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超过部分无效。保单上的保险金额为176万元，而投保车辆的实际价值即其购买价格为26万元，因此保险金额远远高出保险价值，超过部分无效，只同意在26万的保险金额范围内理赔。
法律依据：《保险法》第五十五条：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我方辩论：对方主张以投保车辆的购入价格作为保险价值，既无合同约定也无法律依据。实际上在投保时当事人是以新车购置价来确定保险金额的，即双方协商确定新车购置价为176万元，并以此确定车辆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也为176万元。这样的确定方式符合保险条款第10条的规定，应当成为赔偿处理的依据。
情形三：对交通事故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保险公司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时，原告身上并无水迹，与原告所称车辆在其驾驶下入水的情形不符，因此本次交通事故的真实性存在疑点。
我方辩论：因为事发时为冬季，原告在驾车落水后涉水上岸衣服已经湿透，冰冷难耐遂去附近的集市购买新衣换上，因此身上才会没有水迹。
对于此次交通事故有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被告无确切证据的应以此为准。
情形四：保险车辆损失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车辆是在撞击后驶入河中导致车辆损失的，根本损失原因是落水。而落水并不在保险合同第五条保险责任的范围内，因此不予理赔。
合同依据：《保险合同》第四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 碰撞、倾覆、坠落;
(二) 火灾、爆炸、自燃;
(三) 外界物体坠落、倒塌;
(四) 暴风、龙卷风;
(五) 雷击、雹灾、暴雨、洪水、海啸;
(六) 地陷、冰陷、崖崩、雪崩、泥石流、滑坡;
人身保险合同 篇3
尊敬的法官：
山东理永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孙健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特别代理人依法参加诉讼。现根据庭审调查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一、原告孙健是鲁Q/0110F号机动车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依法有权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
原告孙健在被告处分别投保了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并投保了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特约条款，保险期间为201月19日至1月18日。发生保险事故的时间为年6月27日，在约定的保险期限内，按保险法的规定，被告应承担保险责任，给付原告保险金。根据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原告因出险事故受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被告扣减、拒付保险金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背保险分散风险和补偿损失的职能。
二、 原被告间的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但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保险条款，也末完成格式合同应履行的明确说明义务，对原告的诉讼费、交通费、车损等损失扣减免赔的理由并不成立。
1、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保险条款，也末完成格式合同应履行的明确说明义务。
基于最大诚信原则以及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性质，根据保险法及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末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这里的“明确说明”，应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本案被告并没有向原告提供过合同条款，对条款内容更末向原告提请实质上的合理注意，对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尤其是专业术语也没向原告释明过，被告在开庭时对是否已尽了明确说明之义务无证据出示。对于孙健在投保单上的签字，表面上看意思表示一致，但被告给付的保险单上没有写明具体的保险责任免除条款。保险条款中的保险责任免除条款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能成为被告拒赔的理由。对于投保单背面的条款，被告甚至没有在投保单文件正面，用黑体字、下划綫或者大字体的方法进行特别处理。投保单背面提示的字号太小，使一般人或常人很难看清楚看明白。这种做法其实掩盖了事实上的被保险人意思表示的不自由。本案在法庭调查中，虽然被告以该公司车辆保险条款为依据试图说明提示了注意，但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保险人履行了说明义务。从本案不难看出，被告为保护自身利益，设立免除责任的条款，签约时即不向原告提醒，也不作任何说明，致使我的当事人懵懂签约或被迫接受其条款。
2、被告提供的免责条款是显失公平的条款，对原告的诉讼费、交通费、车损等损失扣减免赔的理由并不成立。
被告援引了诉讼费、交通费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保险条款，但代理人认为，从交强险的立法设计来看，其保护的利益核心是不特定的事故第三者受害人，其订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事故受害人迅速、直接获得保险合同确定的保障。而此类诉讼的提起，正缘于保险公司怠于行使人身损害赔偿义务，因此，作为对违背立法原意的惩罚，理应由保险公司对诉讼费、交通费买单。
同时，我国新的《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第六十六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该法条的适用效力显然优于交强险保险条款第十条第四项及商业第三者险条款，因此，对原告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支付的3000元诉讼费及多次去被告处索赔而产生的1000元交通费用，应当由保险公司埋单。
庭审中被告提出应按国务院基本医疗目录进行扣减医疗费的保险金理赔数额。基于上述理由，被告的该辩解也不能成立。何况，被告在庭审中并没有提出哪些药品是在国务院基本医疗目录之外有效的证据，该辩解只是保险公司内部的规定，其实质是依靠自己的强势地位，免除自己的理赔义务。保监会制定的车险条款规定除外责任的基本作用是为了明确保险人所应承担的保险责任，而不是为了剥夺被保险人应享受保障的权利。因此说被告以该无效条款主张免责是不合理的也不是合法的。
关于原告的车损问题。根据合同法、保险法及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发生出险事故后，保险人应出现埸定损、修复等工作，被保险人应当协助配合，因此保险金额及其标的物损坏产生的修复费或其它费用的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而当原告去被告处索赔时，被告给原告的车损核定的是1580元，理由是被告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依据保险条款要扣除20%的损失。原告投保了不计免赔险，在正规汽车修理厂进行车辆维修花去1900元，出具了正规修车发票，被告却仍然要按照事故责任扣减原告的车损，原告认为被告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关于原告已付三者事故当天抢救检查费用1509.2元的问题，被告应给予理赔。
2008年6月27日事故发生当天，原告将三者张同秀就近送往日照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产生抢救检查费用1509.2元，第二天直接转院至日照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原告之所以没有在交通事故诉讼中提及，是因为该交通事故造成三者张同秀医疗费损失就有近四万元，已经远远超出交强险医疗费一万元的限额，交通事故诉讼程序中又不处理商业险问题。所以原告现行垫付了事故当天的该笔抢救费用，等待交通事故发生后依据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向被告索赔。有交通事故认定书、日照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医疗费票据、病历等材料印证，足以认定该笔抢救费用和本次交通事故的关联性和真实性，被告拒赔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孙健是鲁Q/0110F号机动车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保险条款，也末完成格式合同应履行的明确说明义务，对原告支出的抢救费、诉讼费、交通费、车损等损失扣减免赔的理由并不成立。恳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人身保险合同 篇4
保险法上的受益权即是受益人基于人身保险合同所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以下是一篇关于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受益权探究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
摘要：受益权，即受益人基于人身保险合同所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其对保障 受益人的利益，实现保险合同的目的都有重要作用。我国《保险法》对受益权虽有所涉及，但规定比较简单、宽泛，缺乏可操作性。本文就从受益权的性质着手分析，对有关受益权的一些问题做一粗略的探讨。
关键词：受益人 受益权 固有权 期待权
保险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比较人性化的制度之一，建立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社会互助基础之上，维护着社会的安定。在形形色色的保险险种中，“人寿保险是一种储蓄和投资，以及抚养遗属的最好制度”[1]。作为人身保险合同关系人的保险受益人是保险上特有的主体，关乎于人身保险契约的目的，在保险合同居于重要的地位。但综观我国现有的保险法，对“受益人”及“受益权”虽有所涉及，但规定过于简单、宽泛，缺乏可操作性，经常在实务中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下面本文将从受益权的性质着手分析，对有关受益权的一些问题做一粗略的探讨。
一、受益权的性质
保险法上的受益权，即受益人基于人身保险合同所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如何对受益权进行定性，理论界也有所争议，但本文认为受益权是一种固有权和期待权，下面对此进行具体论述。
(一)受益权基于契约而发生，是一种固有权
从法律规定来看,被保险人、受益人均可享有保险金之请求权。从受益人的产生来看,受益人是由被保险人所指定。因此,从表面上看,受益人所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是从被保险人那里继受而来的,有人据此认为，受益权是继受而非固有。但实际上则并非如此,受益人所享有之保险金请求权,属于固有权,并非继受而来[3]。受益权是解决保险金归属问题的法律依据，是基于人身保险合同而存在。在保险合同已确定受益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死亡后，受益人基于受益权领取的保险金受法律保护，受益人以外的任何人无权分享受益人领取的保险金。
(二)受益权是一种期待权
受益权是一种期待权,它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能具体实现,转变为现实的财产[4]。因此，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只有期待权。而且根据法律规定，在保险法律关系中,受益人的权利相对来讲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即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有变更受益人或撤消受益权的权利。受益权本身对受益 人而言是一种附条件的权利，即只有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并且是在人身保险合同确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受益人才依法享有的`获得赔偿的一项权利。保险事故发生并且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前提下，受益人有权利根据法律及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
二、受益的取得与行使、丧失与放弃
(一)受益权的取得与行使
受益人身份一旦确定, 便取得受益权。受益权的取得不需要受益人以明示的方式表示接受。受益权只是一种期待权, 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时, 才转变为现实的既得权。保险事故发生后, 受益人可依照合同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 行使受益权, 保险人应当及时作出给付。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受益人行使受益权有除斥期间的限制。人寿保险合同, 受益人应当在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5 年内行使; 人寿保险合同之外的其他人身保险合同, 受益人应当在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2 年之内行使。否则受益权会因除斥期间届满而消灭。 当被保险人与受益人非为同一人时, 受益人的受益权在具备下列条件下才能行使: 第一, 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一般来说, 保险事故是指被保险人死亡的事实已发生。第二, 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已经在合同中指定了非自己的第三人为受益人, 也就是说, 不存在我国保险法第64 条第1 项规定的情况。第三, 受益人仍生存, 即被指定的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仍然生存, 也即是说, 不存在我国保险法第64 条第2 项前半段规定的情况。第四, 受益人不存在失权、弃权的情形, 也即是说, 不存在我国保险法第64 条第3 项前半段规定的情况。受益人失去受益权, 系已定受益人因法定事由发生, 导致对其自身而言不再存在请求保险金给付的请求权, 即特定受益人因法定事由发生而被剥夺受益人资格, 不再享有受益权。弃权, 系指受益人拒绝享有本应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意思表示。
(二)受益权的丧失与放弃
1、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受益人丧失受益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因投保人、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而丧失。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将甲受益人变更为乙受益人, 也可以将受益人从有变更为无。此时原受益人受益权丧失。 (2) 因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 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 而丧失受益权。受益权是以受益人和被保险人特定的人身关系为基础的, 出现上述情况, 受益权的基础发生根本动摇, 受益人应当被剥夺受益权。 (3) 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而丧失。此时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从而使受益人受益权丧失。 (4) 因除斥期间届满而丧失。保险事故发生后, 受益人应及时行使受益权, 否则会因除斥期间届满而丧失受益权。
2、受益权的放弃是指受益人在被保险人死亡后放弃保险金请求权的意思表示。我国《保险法》对此并未涉及，但值得考虑的是受益人应在什么时间向谁做出放弃受益权的意思表示才为有效呢?本文认为放弃受益权的意思表示必须在被保险人死亡后做出，因为受益权是一种可期待的财产权，只有在被保险人死亡后受益人才能正式和实施该项权利5[5]。受益人应向保险人做出放弃的意思表示，因为被保险人死亡后，在保险人与受益之间产生了保险金给付的保利义务关系，所以只有放弃的表示向保险人做出才具有法律效力，向其他人做出均属无效。
三、受益人为数人时，如其中一人丧失受益权，其受益权该如何处理
《保险法》第65条第二款规定：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这是关于受益人丧失受益权的相关规定，其本意是防范道德风险，但在设计上却不尽合理，如当受益人为数人时，如其中一人或部分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故意致被保险人于死亡时, 应剥夺该受益人之受益权, 但该不法受益人原应得之保险金归属为何? 对此问题应类推适用我国《保险法》第62 条第2 款之规定:“受益人为数人的, 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 未确定受益份额的, 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详细论述如下： (1) 被保险人或投保人虽指定有数人为受益人, 但因明确表示受益范围,应推定被保险人仅有意让渡确定份额之保险金于各受益人。不法受益人本可请求之部分, 应归于被保险人遗产, 由其法定继承人享有; 而其他受益人可受领之保险金份额则不变 (2) 被保险人或投保人虽指定有数人为受益人, 但因未明确表示各受益人之受益范围, 则应推定被保险人将所有保险金指定为受益范围, 即被保险人有意将全部保险金由所有受益人受领, 由各受益人均分。若某一受益人因故意非法致被保险人于死亡而丧失受益权, 但并不表明受益范围有所缩减, 因此, 其他受益人得以平分全部保险金。 据以上分析得知，我们可以通过类推适用我国《保险法》第62 条第2 款之规定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对《保险法》第65条的规定进行修改，即建议将《保险法》第65 条规定的“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 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改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 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并且增加: “保险合同指定多个受益人, 其中有受益人丧失受益权的, 不影响其他受益人的受益权,该受益人原来应得的份额由其他受益人按指定份额比例享有。”这样的规定。
四、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且无法判定先后顺序时的受益权归属问题的确立
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在同一灾难中丧生时，保险人必须确定谁先死亡。如果二者同时死亡，或者无法确定谁先死亡，保险金应给付何人，由于我国保险法对此未作具体规定，经常会引发纠纷，因此有必要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且无法判定先后顺序时的受益权归属问题加以明确。 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二者都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保险法的精神在于以被保险人利益为重心分配权利义务， 以 此来设计保险合同的主体及其权利。因此，保险合同在通常情况下，其利益由被保险人享有，存在受益人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被险人为符合自身利益而为的相应处分的结果。保险法的宗旨也在于成就被保险人的生活，因此，在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于同一事件中死亡而不能确定死亡先后的，应按照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准则推定受益人先死亡。例如，美国多数州采1940 年的《同时死亡示范法》(The Uniform Simulaneous DeathAct)[6] 规定, 人寿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已经死亡, 但无足够的证据可以排除其同时死亡的, 则保险金应当以被保险人后于受益人死亡的原则予以分配。除非被保险人在死亡前对已指定的受益人予以变更或撤销, 否则发生保险事故, 保险人应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给付保险金。为了弥补这一立法上的疏忽，我国现行保险法可以增设一条: “当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于同一事件中死亡而不能确定时间先后时, 推定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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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合同 篇5
(二)配偶、子女、父母;
(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
(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第二条 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第六款的规定。
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或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
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将多收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
第三条 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
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但是，因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
第四条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
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限制。
第五条 投保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或者分期支付保险费。
第六条 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三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或者超过约定的期限六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或者由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
被保险人在前款规定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但可以扣减欠交的保险费。
第七条 合同效力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止的，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并达成协议，在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但是，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二年双方未达成协议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人身保险合同 篇6
一、诉讼请求：
1、依法判决被告承担原告车损费、施救费共计73292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从应当理赔之日20xx年3月23日起至付款之日止);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事实及理由如下：
20xx年1月13日，原告为其所有的沪号小型轿车向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购买了保险，双方协商确定按照新车购置价176万元，购买了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不计免赔特约条款等在内的保险。保险期限自20xx年1月14日零时起至20xx年1月13日二十四时止。
20xx年2月20日15时许，原告驾驶被保险车辆沿沛县龙河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安国七堡村附近时，因躲避行人与路边树木发生碰撞后驶入路边河中，造成全车损坏。交警和保险公司均派人到现场查勘，并对事故予以确认。
20xx年3月1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车辆损失确认单，被保险车辆被认定为全损，定损金额为830720元，残值作价金额为10万元;后残值于20xx年3月18日由被告拍卖，所得10万元由原告取得。另外事故发生时原告先行垫付了施救费2200元，应由被告支付。综上，被告应在20xx年3月22日前向原告支付车辆损失赔偿款共计732920元。然而被告至今尚未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义务，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维护我方合法权益。
法庭调查，原告举证
证据一：保险单
1证明原告向被告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和不计免赔率险。
2证明原被告双方协商确定新车购置价为176万，并以此确定了保险金额。3证明保险车辆的初次登记时间为20xx年10月17日，即被保险车辆的新车购置时间。
4证明保险期间为自20xx年1月14日零时起至20xx年1月13日二十四时止。
证据二：车损险保险合同范本
1根据第四条约定，原告驾驶保险车辆因坠落导致车辆损失的，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2根据第十条约定，保险金额由原被告双方根据投保时被保险车辆的新车购置价确定为176万元。
3根据第二十四条约定，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后，经被告检验，认定车辆全损，并确定损失金额为830720元。
4根据第二十五条约定，被保险车辆遭受损失后的残值部分已有被告拍卖处理，拍卖所得10万元由原告取得。
5根据二十七条约定，被保险车辆的折旧金额为：1760000*0.6%*88=929280元;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为830720元，与被告定损金额一致。
证据三：沛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出具的沛公交认字[20xx]第21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证明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的真实性以及事故的时间、地点、过程。
证据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证明被告对被保险车辆认定为全损，并确定损失金额为830720元。
证据五：机动车转让协议
证明被保险车辆残值部分已经处理完毕。
证据六：施救费发票
证明施救被保险车辆时原告支付2200元施救费。
被告答辩情形：
注：法庭辩论主体思路为被告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证明保险单、保险合同条款和定损合同无效，否则应认定保险合同真实有效，双方应予以履行;是否能证明事故不属实;是否能证明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情形一：投保人投保时未如实告知投保车辆的二手车交易价格，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存在欺诈，要求撤销已经签订的定损合同。
法律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我方辩论：1保单上明确载明投保车辆的初次登记日期为20xx年10月17日，因此被告在保险合同签订时就应当知道投保车辆系二手车，但未询问二手车的交易价格，我方无告知义务，更不存在欺诈。
2投保车辆的交易价格与保险合同无关，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车损险合同是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价值的不定值合同，而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与其交易价格无必然联系，即使是通过无偿赠与的形式获得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也不影响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
情形二：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超过部分无效。保单上的保险金额为176万元，而投保车辆的实际价值即其购买价格为26万元，因此保险金额远远高出保险价值，超过部分无效，只同意在26万的保险金额范围内理赔。
法律依据：《保险法》第五十五条：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我方辩论：对方主张以投保车辆的购入价格作为保险价值，既无合同约定也无法律依据。实际上在投保时当事人是以新车购置价来确定保险金额的，即双方协商确定新车购置价为176万元，并以此确定车辆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也为176万元。这样的确定方式符合保险条款第10条的规定，应当成为赔偿处理的依据。
情形三：对交通事故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保险公司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时，原告身上并无水迹，与原告所称车辆在其驾驶下入水的情形不符，因此本次交通事故的真实性存在疑点。
我方辩论：因为事发时为冬季，原告在驾车落水后涉水上岸衣服已经湿透，冰冷难耐遂去附近的集市购买新衣换上，因此身上才会没有水迹。
对于此次交通事故有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被告无确切证据的应以此为准。
情形四：保险车辆损失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车辆是在撞击后驶入河中导致车辆损失的，根本损失原因是落水。而落水并不在保险合同第五条保险责任的范围内，因此不予理赔。
合同依据：《保险合同》第四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碰撞、倾覆、坠落;
(二)火灾、爆炸、自燃;
(三)外界物体坠落、倒塌;
(四)暴风、龙卷风;
(五)雷击、雹灾、暴雨、洪水、海啸;
(六)地陷、冰陷、崖崩、雪崩、泥石流、滑坡;
(七)载运被保险机动车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只限于驾驶人随船的情形)。辩论：1我们认为保险车辆事故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坠落的情形。坠落是指车辆在行驶中发生意外，整个车腾空而起，然后落下导致的车辆损失。这里的落下应当既包括落在地面导致的损失，比如车辆下台阶时没有减速，车辆
腾空飞起，落地后车轴受冲击变型;也包括车辆落入悬崖、河流等造成的损失。因此，保险车辆因交通事故坠落入河中导致车辆损失属于保险责任的范畴。
2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因保险合同为格式合同，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被告并未就坠落不包含落水的情形对我方当事人进行特别提示和说明，因此被告据此条款免责无效。
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应采纳我方关于坠落的解释，认定保险公司应付保险责任。
情形五：保险车辆损失主要由发动机进水造成，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不予赔偿的情形，因此不予理赔。
合同依据：《保险合同》第七条：被保险机动车的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十)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
辩论：我方所诉的车损并不同于发动机损坏，而是保险车辆因坠落导致的整车损失，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畴。被告单方面认为发动机损坏应当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的观点与合同本身的约定相互矛盾，应属无效。
情形六：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的新车购置价应由双方重新协商确定，申请由物价部门重新进行价格评估。
我方辩论：根据保险单可知，保险合同签订时双方协商确定新车购置价为176万元，是真实有效的;而现在被保险车辆已经不存在无法进行有效的评估，因此不同意重新评估。
情形七：原告关于利息的诉求无合同和法律依据，不予认可。
我方辩论：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保险人应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
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被告在签订了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后至今未履行赔偿义务，属于严重违约行为，应当就应支付款项向原告赔偿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损失。
总结陈词：
原被告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形成保险合同关系，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保险车辆事故真实，且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应依约履行赔偿责任732920元;保险公司未按约定理赔的，应赔偿原告的利息损失。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求。
人身保险合同 篇7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重庆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原告或某汽车销售公司)的委托，担任该公司诉重庆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称被告或运输某公司)汽车消费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通过详细了解案情，分析证据和查阅相关法律法规，现就该案发表以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审理参考：
本案中，被告某公司为拓展挂靠业务而找到购车人，购车人到某汽车销售公司购车后挂靠在某运输公司，应付车款由某公司集中起来统一分期交给某汽车销售公司，再由某汽车销售公司付给银行，并且某公司为所有挂靠在其名下而从某汽车销售公司购车的购车人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本案原告某汽车销售公司是依据双方于10月19日签定的《协议》而起诉某公司，该无名《协议》从内容上不难看出实际上是一份保证合同，因此本案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为妥。
二、根据现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连带担保责任中债权人有通过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或者单独起诉保证人实现自己诉权的选择权。本案仅列某公司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6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该条款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以及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也有两种基本方式即《担保法》第18条规定的约定连带责任保证以及第19条规定的推定连带责任保证。
由此可见，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责任不是一般保证的补充责任，即保证人无先诉抗辩权，债务人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自主选择由债务人来履行债务还是由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无论选择谁，债务人或保证人都无权拒绝。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对保证合同纠纷发生时被告的确定根据不同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规定，该条款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换而言之，在连带责任保证纠纷中，如债权人对保证人和债务人均提起诉讼，则应将保证人和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如债权人仅起诉债务人而放弃对保证人的诉权，则仅将债务人作为被告;如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且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只将保证人列为被告。
本案中，某汽车销售公司与某运输公司《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了某公司的连带责任也适用《中国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合同》等的规定，该系列文件中均明确规定了某运输公司为连带责任保证。因此，原告仅起诉被告某运输公司是合法的，法院应只将保证人某运输公司列为被告，而无须追加购车人进入诉讼程序，增加讼累。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时效中断的，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对被告的欠款多次催还，并且12月5日，双方对帐认可了欠款数额，诉讼时效中断，重新开始计算。截止原告起诉时，甚至今天，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法释 [] 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依法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清偿债务，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该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并经保证人签字认可，能够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证人按照新保证合同承担责任。”之规定，本案被告与原告对帐确认欠款数额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新的保证合同，应当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通过对账，总欠款数额为12.18元，利息9321.27元(计至7月17日)。至于8865元保险赔款有争议，但某运输公司无法出具相关证据，因此原告认为，法院应该支持原告请求。至于405#、411#已还牌照，所谓欠款无法追回，这是某运输公司内部管理的范围，不能对抗原告的债权和其连带保证责任，因此，该11375.48元也不能扣除。
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法院依法判决，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维护法制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尊严。
人身保险合同 篇8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法律规定，受被告人_____________亲属的委托，作为他的辩护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对全案进行了全面分析和仔细斟酌。我们仔细地查阅了本案的卷宗，认真分析了本案的证据材料，多次会见被告_____________，并进行了必要的走访调查以及反复研究了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应该说，已经对本案有了全面深刻地了解。现依据事实和法律，本着严肃负责的态度，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即原审法院对上诉人_____________的量刑过重，针对这一观点，辩护人发表如下意见，
一、仅仅属于一般参与者，并非首要分子。
我国刑法第292条规定，“聚众斗殴，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上述法律规定表明聚众斗殴只有两种主体，一是首要分子，二是其他积极参加者。我国刑法第97条对首要分子作了专门的界定，“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斗殴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其中，犯罪活动中起组织作用的人，就是犯罪活动发起人或引诱、串连他人实施犯罪的核心成员。在犯罪活动中起策划作用的人，主要是指在预谋犯罪时首先提出犯意或者主动献计献策的人。在犯罪中起指挥作用的人，通常都是具有一定的“威信”，在斗殴活动中常常冲锋在前、起带头作用的人。这类犯罪人是聚众斗殴犯罪的核心，是聚众斗殴犯罪的发动者和聚众斗殴得以继续下去的最主要的、最关健的推动者。在本案中被告人_____________并不是事情的起因者，也没有纠集他人的行为，仅仅属于一般参与者，起诉书指控被告人_____________“纠集多人聚众斗殴”是错误的。
二、被告人_____________具有法定的从轻情节和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1、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改之意，符合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条件。
建议法庭在对_____________判处刑罚的同时，依法对其适用缓刑，被告人_____________归案后，能详细交待所犯的罪行，在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的多次讯问中，对整个作案过程从一开始就主动做了详细的供述，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罪行。在一审的庭审中，又表示自愿认罪，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表现出了强烈的悔罪欲望，综上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_____________本着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自愿认罪的规定，对被告人_____________可以从轻处罚。
2、被告人属于初犯，依法可以酌情减轻或从轻处罚。
被告人在此次事件之前没有其他不良行为，无犯罪前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如果同时具有初次犯罪等情形之一的，应当宣告缓刑。综上所述，被告人_____________犯罪情节轻微且因为初犯，因而属于法定从轻情节。
3、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
被告人_____________犯罪时系在校学生，在学校表现积极上进、品行良好。此前一贯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他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的优点得到了学校和所在村村民的公认。开庭前，_____________的老师及学校，都主动对以上情况作出了证明。其走上犯罪道路极其偶然，纯属一时冲动而误入其途。被告人_____________没有聚众斗欧的主观故意，虽然在当天确实有双方聚众的事态发生，但那不是被告人_____________的主观意愿，_____________参与斗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故意破坏社会公共秩序，也不是针对具体的明确的伤害对象，不是为了故意去伤害别人，只是出于朋友义气用事，幼稚地要为朋友讨一个说法，其主观恶性较小。再者由于本案发生在在校的学生之间，与社会关联不大，没有造成较大社会影响。再者_____________到斗殴现场的时候，也没有动手参与斗殴，_____________的行为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_____________的行为情节比较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
因此，根据被告人_____________的认罪态度、一贯表现及人身危险程度，建议法庭在对_____________判处刑罚的同时，按照刑罚第72条的规定，对其依法适用缓刑。
三、从未成年人保护和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而言，一审法院刑期的实刑明显偏重，更不利于被告的教育和改造。
被告_____________在实施打架行为时尚不满18周岁，属于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未成年人对社会的认识，如果缺乏必要的引导和帮助，他们就会按自己的思维和认识去行事，包括暴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条、人民检查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2条均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可见国家对于处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保护十分重视，再说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案中，一审法院对被告_____________判处3年六个月的刑罚应属偏重，是有悖于上述法律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因为对未成年人过重的处罚，并不能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相反会使这些未成年人对国家法律形成一种误解和仇视，形成破罐子破摔的烂泥心理。再说从国家对“聚众斗殴罪”立法目的来看，该罪名主要是为了打击那些类似黑社会组织为了报复他人，称霸一方或者争夺势力范围等公然藐视社会公德和国家法纪的严重的犯罪行为。而对本案而言，如果上升到这个高度就有点曲解立法的本意了。故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给与被告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综上所述，鉴于本案被告人_____________并非首要分子，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属未成年人，没有前科，犯罪后能主动投案自首，且事后如实交代事实经过，确有悔改之意，且主观恶性小，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较小，本着此目的，建议法庭对_____________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使其早日回到社会，早日为社会作出贡献。所以希望法院在定罪量刑时能够从轻处罚。
辩护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___日
人身保险合同 篇9
尊敬的审判员：
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姚旭伟的委托，指派何高峰律师、周军渠实习律师担任宣XX诉姚XX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一审的诉讼代理人。现根据庭审质证和认证的证据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围绕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告作为出借人没有履行款项的出借义务，被告作为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
1、本案讼争款项的实际所有权人是楼XX，而非原告宣哲琼;原告并没有按《借条》约定以现金方式出借30万元给主债务人陈XX。
本案中，虽原、被告及主债务人陈XX于12月11日签订了《借条》。《借条》约定：原告作为出借人向主债务人陈XX出借人民币30万元，并以现金方式支付。这是本案的一个基本事实。但从庭审调查及原告的陈述可以证明，原告没有依约以现金方式出借给债务人陈XX款项，即原告并没有履行《借条》约定的以现金方式出借30万元款项的出借义务，故《借条》作为民间借贷合同并没有得到实际履行。
相反，依照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定的一个客观事实是：月11日案外人楼XX通过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以转帐的形式，向案外人(主债务人)划入现金30万元人民币。
关于案外人楼XX划款的性质问题，虽依据主债务人陈云义在法院的询问笔录陈述，其认为该款项属借款。但由于原告拒不同意陈XX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活动，陈XX无法就该笔款项的性质在庭审时作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无法就其所作的解释和说明提供证据和接受原、被告的质询;又，案外人楼XX又未能出庭作证。故就通过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以转帐的形式划转的30万元款项，由于转出户和转入户均未出庭，且均非本案的诉讼主体，该款项的性质、用途无从考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即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
打个比方，该款项非唯一指向系案外人之间的借款，即不能排除系案外人楼XX和陈XX之间的正常货物买卖款项或其它合同性质的款项!
2、本案的两个主要证据---《借条》和《银行划转票据》系两个独立的合同，双方之间互相独立，并不重叠。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的形式可以是多种的，包括书面形式和其它形式，而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合同书、数据电文等可以有形表现出来所载内容的形式。本案中即存在两份合同，一份是《借条》，以合同书形式签订确认;一份是银行的划转票据，以客户回单联的形式确定。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无论是借款合同或是其它民事合同，均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借条》的合同主体是原告、陈XX与被告，它们之间是借款担保合同关系;而《银行票据》的合同主体是案外人楼XX和陈XX，它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尚不能确定。由于两份合同关系、合同主体均不一致，两者之间互相独立、并不重叠。
退一步讲，如果按原告的说法，银行票据系《借条》的履行方式，那么如何解释票据中转出户名的不一致呢?如何解释借款方式从现金方式变更为银行划转的不一致呢?
再退一步讲，如果按原告的角落解释，该款项系原告通过或委托楼XX的帐户来履行出借义务。那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借款的主体就变更成了楼XX而非原告了，即原告委托(或通过)楼XX出借30万元给案外人陈云义，那么本案的合同性质是委托贷款合同，而非借款合同。其主体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而且由于合同性质从借款协议变更成委托代款协议，被告作为保证人自然不再承担原借款协议中的保证人责任。
另外，通过或委托案外人履行借款义务其合同主体的确定，到目前为止的法律依据只有是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认为原告即是借款主体没有法律支持。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被告对原告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债权凭证的持有人并非债权人或债权受让人的，可以驳回起诉。本案有充足证据证明款项并非原告所有和原告出借，故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3、案外人楼XX对于其银行卡及卡内的款项享有完全所有权，不存在由原告代持或原告委托楼金亚代持的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65条规定：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账户;凡在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单位，应当凭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申领单位卡;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2点规定：严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个人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
通过上述法律，清晰地指出持卡人的定义以及持卡人对卡及卡内款项所有权的确定。且不说该款项与原告之间的关系，即使按原告的说法该款项系原告通过楼XX卡内转款，其行为亦是原告与楼XX之间的关系，与被告无关。
综合以上，代理人认为从本案可以确定的两个基本法律事实：案外人楼XX在其帐内划转30万元给案外人主债务人陈XX;原告与案外人主债务人陈云义、被告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以现金方式出借30万元。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两者之间不存在关联，而原告未能提供有效的两者之间存在关联且存在重叠的证据。又，原告拒绝案外人陈XX出庭，也没有在规定时限内要求案外人楼XX出庭，故其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故此，代理人认为：原告与主债务人陈XX之间借贷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本案被告不承担保证责任。
二、本案中原告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损害保证人利益，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1、本案中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故意在利息及利息支付方式上对保证人予以隐瞒，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名义利息与实际利息相差4倍，而利息支付方式是在借款款项中直接划扣。
在法庭调查阶段，贵院出示了对本案主债务人陈云义所作的两次谈话笔录。在该两次谈话笔录中，主债务人陈XX均陈述当陈XX得到从案外人楼XX账户的款项后，立即取出0万元，将其中的18000元作为利息交予原告，原告没有出具收据。
《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为月息1.5%，基本符合保证人所在地当时的融资利息;《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支付方式为到期本息，也是符合一般的民间借贷惯例。但从谈话笔录中反映，原告与主债务人之间的实际借款利息高达月息6%，则远远超出，远远超出了保证人所在地当时的融资成本，是银行贷款利率的近12倍!而且利息的支付方式，竟又是在出借款项中直接予以扣除!
国务院于1981年5月8日就颁布《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农村借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明确规定“必须严格区别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与农村高利贷活动。” 民间借贷是属于互助性质的行为，其利息一般不高;而高利贷的放贷则是利息畸高，远超出银行利息四倍。高利贷作为旧社会的产物一直受政策打击被人民诟骂，如果被告知道原告与主债务人之间的利息是月息6%，是绝对不会提供保证担保的。而通过《谈话笔录》，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月息6%是主合同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为欺骗保证人故意在借条中写明为月息1.5%,但在交付借款中主合同当事人又心照不宣地履行的月息6%的约定,且在交付出借款项时即一次性予以扣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0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规定，即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2、本案中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在实际款项需要人上对保证人予以隐瞒，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
同样是在贵院出示的对本案主债务人陈XX所作的两次谈话事迹髡袢顺耎X均陈述款项的实际需要人并非主债务人陈XX而系他人，即陈XX系代他人向原告借款，而原告对此显然也是知情的。然而这些，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却故意对保证人予以隐瞒，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对此，依据前款论述，保证人依法亦不应承担责任。
三、本案原告存在擅自修改借条，其行为性质恶劣并进而影响其陈述的真实性
本案的主要证据《借条》，原告存在故意修改的情况。原告故意在《借条》第7行空格上15%和600字样，以图要求增加主债务人和担保人的责任。但这些事后添加痕迹明显，这充分反映了原告的非诚信和谎骗的事实。
首先，从《借条》文意理解，原告填写15%空格内应填写原告的名字，即借款人和担保人共同赔偿原告损失费，而不是借款人和担保人共同赔偿15%损失费;
其次，损失费每天600元的计算，是从主合同双方当事人事先隐瞒保证人约定的月息6%计算得出的，即每天的利息为：30万*6%/30 = 600元;
另外，该原告故意填写也为原告解释不清的诉讼请求所印证。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审判员的三次要求释明下，仍不能解释清楚，最后竟提出按每天450元计算利息。于此，也可以反映出原告故意填写及与真实情况的相悖性。
最后，该故意修改填写也为贵院向主债务人所作的两份笔录加以印证。在该两份笔录中，主债务人陈云义均陈述该第7行原先为空白，系原告事后添加。
四、本案原告所举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告主张，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责任。
原告向法庭所提供的主要证据---《借条》及《银行划转单》，在前节已有论述，故不再复述。代理人认为两者系互相独立，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证明原告已履行出借款项的事实。
原告向法庭提供另一组证据是楼XX的身份证明、与原告之间母女关系以及楼XX的证人证言。代理人认为上述证据虽能证明原告与案外人楼XX之间的身份关系，但恰恰证明原告与案外人楼XX之间的人格独立，即原告不能代表楼XX，楼XX与陈XX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楼XX的证人证言，由于原告未申请证人出庭，无从考证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从另一层面，原告明知楼XX对于本案调查事实的重要性，却未在法律规定时限内申请出庭，其目的亦让人怀疑?
原告向法庭提供的另一组证据是所谓的银行证明和银行卡。对此代理人认为这些证据显然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尤其是银行证明。所谓的银行证明，没有单位公章和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银行卡，则只能证明款项系该卡划转，而卡的评估为案外人楼XX。
特别提请法庭注意的是，被告多次向法院申请追加主债务人陈XX为本案被告，法院亦多次向原告释明，希望通过追加被告的方式来查明本案事实情况，但原告一直拒不同意追加主债务人为本案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以及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代理人认为主债务人在法院里的调查笔录内容，应该作为本案的事实加以认定，且代理人有合理理由怀疑，在本案中存在原告与主债务人恶意串通，在违背保证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促使保证人做出保证的情形。
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原告并未履行借款合同中的出借义务，且存在着原告与主债务人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行为，故作为保证人的被告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原告诉请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诉讼主张和诉讼目的。故请求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重视并予以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