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知识产权报告(实用六篇)。
工作的时光如流星一般飞逝，这个阶段的工作也接近尾声，到了对工作进行总结的时候了，当工作总结结束之际，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回顾，然后进行总结是一个好的习惯。我们写总结的时候需要考虑什么呢？以下为小编为你收集整理的最新知识产权报告(实用六篇)，供您参考，并请收藏本页！
知识产权报告 篇1
关键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
一、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发展的现状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作为无形资产之一的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所有产业创造财富的核心资源。目前，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盈利动力中最重要资本性资源。虽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十分普遍，但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只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先开展了针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试点。近年来，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_出台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其中明确提出“促进自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品化、产业化，引导企业采取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质押等方式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这为知识产权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与此同时，伴随金融市场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已经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估的开展，在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有效降低银行贷款风险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何才能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价值评估工作做得更好，始终是评估行业所面临的难点问题，值得我们进行细致的思考和研究。
二、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的意义
（一） 有利于拓展企业的融资渠道。
目前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缺乏以货币或者实物形式存在的自由资本，很难满足银行在传统信贷体制下对风险控制的要求，随着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的活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可以作为该类中小企业拓展融资的主要方式。但是，如果没有规范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将无法进一步开展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工作。因此，通过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的研究，有利于对知识产权质押评估工作的规范，从而帮助企业拓展融资渠道，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二） 有助于引导和推动企业自主创新
通过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估的研究，方便企业对其拥有的知识产权价值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进而增强企业的创新意识。同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推广，在提高企业申报或登记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积极性，从而增强企业维权意识，有效防范企业风险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通过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进行评估，可以促进银行、金融机构和评估机构引导企业加强对知识产权的规范管理，提高企业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和内部管理水平。
（三） 有利于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
作为质押物的知识产权普遍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这使得银行不易判断其未来发展前景和财务经营状况，同时对其价值也不能准确定位，因此，很难决定是否向企业提供贷款和贷款数额的多少。知识产权的专业特点成为银行对其质押融资的先天屏障。通过对课题的研究和成果的施行，有利于评估机构和注册资产评估师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发表客观、独立的评估意见。这为银行开展点多、面广的信贷业务提供了科学的参考意见和深层的信息分析结果，从而使银行与企业之间建立起良好互信平台，进而降低贷款风险。
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的特殊性
（一） 评估目的的特殊性
通常把引起资产评估的资产业务对评估的结果用途的具体要求称为资产评估的特定目的。对于任何一项资产的评估都是基于一定目的的，不同目的下评估的方法和价值也不尽相同。银行在对以质押融资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进行评估的过程中，不仅十分关注知识产权未来能够实现的价值，而且对其变现能力和风险程度尤为关注。这就使得以质押融资为目的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比一般无形资产的评估项目涉及的内容更广泛。《国际评估准则》（2005版）中明确规定：“抵押贷款价值是由评估师对财产的未来可售性进行谨慎地估算来决定的财产价值。抵押贷款价值评估成为计算风险权重的众多风险分析技术中的一种，也是一种长期的风险评估技术。”这一规定表明，质押融资的价值评估已不单单是对标的物价值的判断，更重要是它将作为一种长期的风险评估技术，对于风险的估计和判断要比单纯对价值的估计更重要。
（二） 质押标的的特殊性
金融机构在为企业提供担保贷款业务的时候，倾向于那些价值稳定、增值性较好且在市场上容易变现的担保物，如机器设备、房屋和土地等。知识产权与实物资产在价值特征和物理特性上存在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知识产权作为质押标的的范围。因此，在对以质押融资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进行价值评估中，要重点对知识产权的稳定性、可制衡性和可转移性等真正能够降低质押人风险的关键特征进行关注。
1.稳定性
在具体的评估过程中，知识产权的价值由于受许多动态因素的影响而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企业的生产水平、市场运作能力、技术服务水平以及商誉好坏都将直接影响到企业已经占有或使用的知识产权的价值。其中某些因素可能会使知识产权的价值在短时间内发生较大的变化，当企业遭受危机时，可能会导致商标等市场类的无形资产的价值急剧下跌，由此带来巨大的价值波动。随着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技术类知识产权的寿命，使其小于法定寿命，从而引起价值波动。
2.可制衡性
担保的意义在于转移制衡，通过“心理约束”和“实质补偿”可制约出质人的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降低质押风险（张弛，2007）。通常我们把制衡理解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对资本与价值的重视。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中，若企业提供作为质押标的物的知识产权对企业核心业务和基础盈利能力影响很大，那么，企业在未来会积极地加强对质押的知识产权的维护和管理，从而有利于降低质押风险。
3.可转移性
知识产权的可转移性指的是将自身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通过转让的方式与受让方进行技术贸易。在企业中，有的知识产权在与其他资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价值很高，但却由于难以从企业中分离而使转移性下降。因而，评估人员在对以质押融资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进行评估时，要分别对知识产权对于借款人的有用性和对非所有人的可利用性加以重点区分。例如，对于专利权而言，其所有者或者特许使用者的技能会直接影响其价值。专利权的买方在买入专利时可能还不具备这种使用技能，或者可能还不具备将该项专利与其他决定其是否有用的专利技术共同使用的权利（罗纳德·库明，2007）。
（三） 评估方法的特殊性
当前主要采用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对知识产权进行评估。成本法虽然原理简单，易于掌握运用，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由于受到知识产权资产的特殊性的影响还存在的一定的局限性。在用市场法对质押的知识产权进行评估时，应选取类似的知识产权交易作为参照物，综合考虑时间、交易地点和条件以及其他影响价值的因素适时调整，确定评估值。当前应用市场法对质押的知识产权进行评估时还受到交易信息可利用性差、知识产权的交易市场不活跃、参照物可比条件难以满足等问题的制约。
对知识产权的评估是对其获利能力的实现程度的评估，将知识产权资产的获利能力进行量化，确认为预期收益作为被评估对象估价的基础，恰与知识产权价值形成的理论对应；收益法由于灵活、实用性强，能够避开成本法和市场法面临的难题，在对质押的知识产权进行评估时具备了明显优势。
四、对于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估的意见和建议
（一）制定并完善相关规范性文件
为了使资产评估的公正性、科学性以及真实性得以保障，提高资产评估的质量，特别是提高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的质量，需要行业加强对知识产权质押评估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的建设和落实。通过规范性的文件来明确评估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责任心，从而提高评估的质量。
目前，我国行业内部已经制定出关于无形资产评估的准则和专利评估指导意见，这对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评估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但由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估在评估要素、评估对象、评估类型以及披露事项等方面与其他评估目的的知识产权评估相比存在一些差别，因此，就要根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的自身特点制定出统一的规范性文件。在我国上海已经制定出关于知识产权质押的规范性文件，但所涉及的范围仅为在上海的评估机构和注册资产评估师。希望上海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能够为全国范围内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起到引领作用。
（二）加强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上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许多成果基本停留在比较浅层次的介绍上，缺乏创新，并且理论和方法明显落后于评估的实践，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对于评估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对于当前存在的关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的理论和方法需要有所突破，例如，在对知识产权的价值运用超额收益法进行评估时，应当选取适当的折现率和风险系数，对超额收益的方法进行确定。又如，在评估的过程中应用数学方法来确定知识产权的经济性和功能性损耗等。
（三） 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评估的数据库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价格行情体系，通过经常在权威报刊以及常设技术市场上公布具有代表性的知识产权的实际成交价和卖方价格等，使之成为一种包括技术咨询、中介和服务活动的参考体系。而我国由于知识产权的交易数量小、透明度不高等原因使得在评估实践中很难找到有关知识产权交易的相关信息，这就造成在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很难找到一些可供参考的价格指数，在无形中加大了评估工作的难度。因此，希望国家的知识_能尽快建立知识产权的交易行情机构体系。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应该大力推广计算机等现代通讯技术在知识产权质押评估管理中的应用，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纵横交错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的信息网络系统，通过对各种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及各种信息的搜集与处理，建立数据库，科学组织软件开发，有利于评估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现代化、高效化，从而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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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报告 篇2
为了进一步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增强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意识，动员社会公众持续支持和参与“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斗争，为20__年深圳大运会的举办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以良好城市形象迎接世界各国友人，根据市“扫黄打非办”的要求，20__年_月，__区文化体育局、区科技创新局、区教育局共同举办了以“迎接精彩大运，保护知识产权”为主题的__区 “4·26世界知识产权日”暨“绿书签行动20__”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进行了“加入绿书签行动”倡议签名、“__区反盗版形象大使”小童星正版爱心签售、表彰“保护知识产权”知识竞赛优胜者、“原创音乐”文艺表演、经营者自律声明、打击盗版图片展、盗版换正版、法律咨询、有奖问答等一系列宣传活动，给广大市民群众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反对盗版、保护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现将此次活动总结：
一、分工明确、组织有序
本次活动由区文化体育局、区科技创新局、区教育局共同主办，由区文化体育局进行总体策划，区音像制品零售行业协会承办并负责具体实施，协会佳邦、购书中心等会员单位配合开展了活动。
各主承办单位在活动前期均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制定了完善的工作方案，分工明确，各司其责，有力保障了活动的顺利进行。其中区文化体育局制定了总体方案，并对整个活动进行了统筹;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向与会青少年及市民发放刑事打击盗版相关宣传资料并接受现场举报;区科技创新局负责“__区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志愿队”的培训及知识产权相关宣传资料的编排;区教育局负责发动全区多所小学积极参与“志愿队”;协会会员佳邦等单位在会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正版展示活动。区音像制品零售行业协会负责了各项工作的具体实施，前期制作了绿书签、宣传T恤、图片展、拒绝盗版签名板、海报、宣传资料等;负责了会场布置、舞台搭建及文艺节目表演等。整个活动流程分工明确，衔接紧密，流畅自然。
二、自觉融入大运内容，积极宣传大运
20__年是深圳的“大运年”，也是深圳人向世界各国朋友展示热情、友好、开放和文明的一年。本次活动以“迎接精彩大运，保护知识产权”为主题，为给深圳大运会的举办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以良好城市形象迎接世界各国友人，为维护良好的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和健康的'文化生活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活动中，通过知识竞赛及现场有奖问答环节，普及了大运知识，加深了市民群众对大运会的了解，鼓励了市民参与大运、服务大运的意识和热情。
知识产权报告 篇3
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评估；许可；评估方法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是知识产权(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等)质押、转让、许可等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在不同背景下所关注的主要因素和采用的计算方法都存在着差异。
目前传统评估方法对知识产权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传统的评估方法(如市场法和成本法)不能适用于一切情形知识产权评估的要求，如许可和企业合并就属不同情形。尽管大量学者对知识产权评估方法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评估方法。但评估时，评估人员根据不同的评估客体和要求选择不同评估方法，没有一种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知识产权评估。在这样的背景下，TedHagelin基于知识产权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竞争优势的影响提出了知识产权评估的竞争优势法(CompetitiveAdvantagevaluation简称CAV方法)。尽管该方法存在一些不足，但该方法对于评估知识产权束(知识产权的集合)的许可具有明显的优势：如对某一产品而言，多个专利或专利与技术秘密的一揽子许可较单一专利或单一技术秘密的许可更为常见。而在进行一揽子许可时，可整体考虑该知识产权束对产品竞争优势的影响，从而获得有益的。本文介绍知识产权评估的竞争优势方法，并对该方法存在的不足进行探讨。
1 CAV方法主要内容
CAV方法可以用于多种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例如专利、商标、商誉、版权等J，尤其适用于知识产权或知识产权束的独占许可、排他许可和一般的普通许可等不同许可类型的许可使用费的评估。
CAV方法将被许可企业知识产权产品或者服务所得利润逐项分解，充分考虑有形财产、无形财产、商标、专利等对利润的影响。计算企业因被估知识产权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从而将被评估知识产权带来的利润从总的利润中分割出来，进而获得被估知识产权的价值。采用该方法评估不同类型知识产权时，采用的具体参数有所区别，本文仅以专利许可费评估为例。
1．1主要模型
采用CAV方法进行专利许可费评估时，以应用专利的产品、方法或者服务为载体，即以该载体为对象，利用该载体的价格、市场份额、利润等参数进行计算。以鼠标专利为例，若进行该专利价值评估，则以采用该专利技术的鼠标为载体，该种鼠标的价格、市场份额、利润等为参数。运用该方法除了需掌握被估载体的现值(使用专利之前的价值)外，还需要进一步计算出被估载体中专利对载体利润贡献的权重和被估专利对载体相对竞争优势的影响。该方法的主要计算公式见式(1)：
PV=PVNxTPG×DCD
(1)
式中：PV为被估专利的价值；PVN为该载体的现价值或者利润；G为被估载体中专利这一无形财产对利润的贡献；DCD为采用被估专利技术所增加的市场竞争优势。
为计算不同类型知识产权占被估载体利润的权重，TedHagelin在其文章中将知识产权区分为三个集合：技术型、声誉型和运营型知识产权，并列出了相应的区分参数。技术型知识产权中包括实用专利、功能性软件、商技术秘密等具体知识产权形式，但不包括企业自身运营所采用的商业方法专利。声誉型知识产权包括商标、企业名称、品牌等。运营型知识产权包括商业方法专利和商业过程创新等。主要参数的确定与金融、市场、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数据有关，缺省情况下专利对利润贡献的权重TPG为：
TPG=R&D／(R&D+AD+BP)XIPA
(2)
其中，R&D为研发的投入、AD为广告投人、BP为企业商业创新的投入。为该产品、方法或者服务中所含的全部知识产权对利润的贡献的权重。缺省情况下按式(3)计算：
IPA=(R&D+AD+BP)／(SGA+R&D)×(1一TA) (3)
其中，为企业有形财产对被估利润的贡献率，SGA为企业运营中的销售开支、一般开支和管理方面的开支。
在式(1)中，竞争优势DCD是一个相对的数值。以专利为例，可利用专利技术应用导致被估载体技术性能的改变来评价被估载体竞争优势的变化。首先计算出被估载体原有的竞争优势，接下来计算出被许可专利后该被估载体的竞争优势。将两者相减即获得相对竞争优势。由式(4)计算：
DCD=DCD1一DCD2
(4)
CAV方法在计算DCD1、DCD2时通过专利技术对载体主要性能比行业内该载体性能的平均值提高的比率来计算竞争优势。见式(5)。
DCD1=(IPAA—Sacv)／Sacv
(5)
其中，IPAA为该载体应用专利技术后的技术性能数值，Saev为行业内该载体性能的平均值。具体计算过程中有时需计算被估载体市场占有率的数值，CAV方法利用行业内生产该载体的企业数计算平均市场占有率，并且认为载体的竞争优势与该载体市场占有率成正比。
1．2主要参数
CAV方法不仅需计算出被许可人因许可所导致的竞争优势增加而获得利润，同时需考虑许可的时间、该预期利润的折现率等，因此涉及了大量的参数。CAV方法的参数可以从评估环境中获得，主要包括市场、管理等参数。除此之外，还涉及技术、市场和知识产权的风险等参数。CAV方法具体包括的输入变量较多，如产品的年销售额、市场的增长、产品的剩余生命、许可的时间、产品利润幅度、折现率、载体的价格、知识产权组成等诸多具体参数。
1．3主要步骤
不同类型的专利许可费评估需要考虑的因素不同。如排他许可不仅需考虑专利被许可人的竞争优势的增加，还需考虑专利许可对专利权人收益的影响。采用CAV方法评估不同类型许可时所涉及的参数也有所不同，具体评估过程也存在差异。本文以最简单的独占许可为例说明CAV方法进行专利评估时的主要步骤：
1)确定与被估专利相关联的载体。在确定应用该专利的载体时，同时确定与该专利所能提高的相关技术性能。如利用专利能够大幅提高产品的灵敏度，则选择灵敏度这技术性能指标作为计算竞争优势的参数。
2)计算相对竞争优势DCD。根据产品性能描述，以产品性能平均值为基础计算产品许可前的竞争优势DCD2。利用专利许可后产品的性能参数，以产品性能平均值为基础计算产品许可后的竞争优势DCD1，从而得到相对竞争优势DCD。
3)计算产品的净利润并计算技术知识产权所占的比重。这部分的计算完全依据许可前的参数给出。具体计算公式见式(2)(3)。
4)根据式(1)计算专利的价值。考虑到专利的许可时间，按收益法中相关折现方法计算专利的现金价值。
5)根据专利的风险因素调整专利的价值。根据以上5个步骤计算出专利在许可后能够带给被许可人的净利润。在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之间分摊计算出的被许可专利产品净利润的基础上评估出专利许可费。
2案例
为了进一步探讨CAV方法，本文给出以下假设许可案例。假设A公司在一项关节移植技术方面领先并拥有一项专利。该项专利技术的主要发明内容是利用生物技术在关节移植用产品表面复合了～层药物膜，从而有效地减少因关节移植导致的感染。为简化许可模型，本案例仅考虑独占许可的情形：即A公司试图将该专利技术独占许可给一个被许可者而其本身并不参与相同产品竞争。A将专利许可给一个非竞争的企业时，许可后产品的专利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不存在相互竞争。因此，仅需分析被许可人应用该专利的情形，而不必考虑如一般许可情况下产品市场被一般许可的分割而导致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就相同产品的竞争而受到的影响。A公司接触了B公司，B公司生产相关产品。B公司对于A公司的抗感染膜非常感兴趣，A决定对这项技术的许可费展开评估。 转贴于
根据CAV模型，评价专利许可费需要五个步骤：
(1)确定与被估专利相关联的载体和竞争参数
该案例中，被估的载体非常明确：即产品表面利用专利生物技术复合了一层药物膜的移植产品。该设生物膜的性能即专利技术对产品性能的影响包括4个主要参数：抗感染、抗增生、抗生物降解和价格。在本例中假设行业相同产品的平均感染率为35％，具体假设数据见表1。
(2)计算相对竞争优势
根据定义的性能参数和行业平均性能参数计算出许可前B公司移植产品的竞争优势(见表1所示)。该表中给出了移植产品所在行业的平均性能参数以及许可前后的竞争优势的情况。分别将专利被许可人B公司产品单一性能参数的竞争优势计算出，平均后得到平均竞争优势，分别为12％和73％。
这样可以计算出许可前后B企业竞争优势的变化6l％(73％一l2％)。，不同行业企业间竞争优势和市场分配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应用该方法，需要根据不同的行业或者产品分析计算，也可以通过统计分析获得产品的性能、价格并将管理经验和销售数据相结合计算相关系数。CAV方法在缺省情况下将产品的竞争优势与市场份额问假设为一比一关系。
本例中被许可企业B公司许可前的竞争优势是12％。则认为许可前B公司的市场份额也是超过平均值的12％。在这一算例中假设有6个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则平均的市场份额是16．7％，可以推测出B公司许可前平均的市场份额是18．7％(16．7％×1．12)，而许可后的市场份额是28．9％(16．7％×1．73)。这样可以计算出B公司增加了10．2％的市场份额(28．9％一18．7％)。
(3)计算产品的净利润和专利所占权重
利用CAV方法进行计‘算必须填入企业的会计损益表的信息。这部分信息包括了销售、日常和管理费用的支出、企业的市场资金值，企业总的研发投入。此外还需要广告投入的费用、新的商务过程创新中总投入费用。这些复杂的费用分别比较计算后给出专利对利润供献的权重，如式(2)(3)。本例中假设专利对利润的供献占20％。
(4)计算专利的价值
CAV方法采用当前时间的信息，产品销售的增加，许可时间、利润幅度和折现率等参数按照收益法计算专利价值。例如，如果B公司在2003年已经有2．5万美元的销售额，销售量年增长为40％。许可时间为5年，营业利润幅度为35％，当前折现率为6％。根据这些假设，利用收益法计算出B公司五年内总利润为10．88万美元。单纯的技术知识产权增长为2．18万美元(10．88×0．2)。则根据式(1)，该生物复合膜专利的价值为2．22万美元(2．18×0．102=2．22)。
(5)根据专利的风险因素调整计算出的专利价值
CAV方法在计算出的专利价值基础上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对于计算出的价值需结合管理经验和已经计算出的市场、知识产权数据来分析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知识产权风险。CAV方法计算的技术风险主要考虑技术最终是否可以被成功商业化。通常情况下，处于技术生命周期后期的技术，由于已经被应用或者说已经被测试，技术更成熟，技术风险越小。但对于处于中试阶段的专利技术而言，技术风险要远大于成熟技术。市场风险的计算需要考虑同一个市场内部的竞争、被许可企业的情况等因素。CAV方法采用被估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和平均市场占有率来计算。此外，还需要考虑知识产权风险，如专利可能被因不具备法定的授权条件而被宣布无效。在应用CAV方法时需分别将以上风险量化后在总的价值中将风险减去。
最后，在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合理分配该计算出的预期利润，从而获得专利许可费。
3 CAV方法存在的不足
尽管CAV方法对评价知识产权束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知识产权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知识产权的评估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CAV方法基于收益法的思想进行知识产权评估，计算评估载体基于知识产权所获得预期利润。尽管CAV方法非常容易理解，评估所需的信息相对也容易收集，评估的可重复性也比较好，但是该方法也同样存在缺陷。
CAV方法的主要不足在于将产品的竞争优势与市场份额间假设为一比一的关系。以案例中的生物技术为例，认为技术性能抗感染、抗增生、降解能力和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产品的市场份额。实际上一般消费者并非本领域的技术专家，并不一定对产品的性能有如此深入的了解。或者消费者仅按其中个别的关键性因素进行产品的选择，如按照价格的高低选择。这就增加了计算时竞争参数选择的难度。一旦选择的性能参数对产品的竞争优势影响较低，则直接影响最后的计算结果。对于尚未实际销售的产品而言，主观预测存在巨大的风险，这必然导致应用该方法不能正确地评估出专利价值。
此外，缺省情况下公式(1)中的计算采用专利许可前的参数。若企业的研发投入为0，则该公式将会出现一个非常荒谬的结果，即该载体的利润中不包含专利的贡献。因此利用CAV方法计算出被许可的专利价值为0。可见该方法的参数选择过于主观。
知识产权报告 篇4
在第十一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宜昌中院在去年调研我市部分重点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基础上，再次深入我市食品、化工、医药、机械等多个重点产业的数十家具有代表性的大中型企业，就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核心技术研发与保护、知名品牌创建与维护、知识产权侵权与犯罪行为的打击等方面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度调研。此次调研既是世界知识产权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需要，也是宜昌中院突出能动司法，实施“进百村访百企”实践活动，加强与辖区企业沟通联络，全面提升我市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宜昌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相继颁布实施，我市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普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水平显著增强，核心技术与品牌效应在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的优势日益凸显。
截止底，全市累计注册商标达4838件，其中农产品商标达1858件，集体商标3件，地理标志商标10件，占全省26件的38.5%;全市注册商标中，被认定为宜昌市知名商标的达65件，被认定为湖北省著名商标的达73件，占全省704件的10.4%，被认定为全国驰名商标的达13件，占全省63件的20.64%，其中行政认定11件，占全省45件的24.4%。
全市专利申请量累计达13803件，全市专利授权量累计达7256件。申请国外专利实现零的突破，宜化、安琪、三新磷酸向29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了专利。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种富硒酿酒酵母、富硒酵母产品及其生产方法”发明专利被评为第十二届中国专利优秀奖和第三届湖北省优秀专利项目奖。20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上，我市的黑旋风锯业、妙奇照明、五峰檀木、湖北新桥、五峰小江炉业5家企业揽获湖北省全部6项专利金奖。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547.3亿，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135.5亿。12月，我市继成都、武汉之后成为全国第三个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也是全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地级城市。2010年6月1日，我市被国家工商总局确定为首批53个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城市之一(市州级城市20个)。2010年8月26日，我市成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确定的作为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首批实施单位的32个城市之一，也是湖北省唯一入选的地级市。
2010年，全市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共处理商标案件121件，罚没83万元;查处冒充专利案件21件，立案受理3件专利侵权案件。自去年11月全市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以来，全市共立案查处侵犯商标权案件81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254件，受理和处理消费者申诉和举报684件。2010年，宜昌中院共审结知识产权案件75件，其中知识产权特别程序9件，刑事案件1件。
湖北宜化集团 410亿 31亿 74项 74项 115件 1件 15件 9.8亿 436人
三峡全通涂镀板 100亿 5亿 6项 0 6件 0 0 万 35人
湖北兴发集团 84.3亿 6.22亿 20项 5项 11件 1件 1件 1.2亿 35人
香集团 73.16亿 7.1亿 109项 5项 200件 1件 2件 1500万 26人
湖北枝江酒业 50亿 4.3亿 99项 4项 81件 1件 1件 800万 20人
公司 21亿 6.2亿 266项 39项 911件 1件 4件 8041万 71人
集团 11亿 0.3亿 11项 4项 30件 1件 2件 1000万 50人
新型建材 9.3亿 0.48亿 2项 1项 2件 0 1件 1000万 45人
药业 8亿 3.9亿 6项 4项 80件 0 3件 3300万 50人
中船重工海声科技 1.9亿 0.37亿 4项 1项 3件 0 0 2860万 109人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商业品牌打造、核心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主战场。近年来，我市企业品牌意识和自主创新意识普遍提高，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体制日趋完善，知名品牌与核心技术拥有量大幅上升，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1、知识产权创新意识普遍提高。近年来，我市企业规模快速扩张，实力不断增强，企业对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工作越加重视，许多企业已将品牌的打造与维护，核心技术的研发、商业秘密的保护、侵权行为的打击等工作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我市重点企业湖北稻花香集团公司，建立了集团领导挂帅、技术开发部门、知识产权管理员三级组织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积极开展商标专利的申请、商标的监测、打假维权等工作。目前，该集团已投入资金近亿元进行知识产权创新与保护，已申请注册商标302件，获准注册200件，申请专利120件，获准注册109件，“稻花香”商标作为中国驰名商标，连续七年蝉联“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2010年该商标品牌价值达83.65亿元。“十二五”期间，该公司力争再创建4件中国驰名商标。
2、知识产权投入不断增加。知识产权投入是指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等过程中投入的人员、资金等总支出。近年来，我市企业在核心技术的研发、商标注册和维护，知名品牌的打造、商业秘密的保护、侵权行为打击等方面的投入在不断增加。如宜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每年在新技术研发方面的经费就高达数亿元，，该公司研发投入资金为6亿元，2010年，该公司的研发投入达到9.8亿元，同比增加63%。2010年，其销售收入达到410亿元，同比20提高34.4%。在其年销售收入有200亿元由其含有专有技术的产品所创造。目前，该集团公司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多元醇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化肥制造商和中国最大的联碱、氯碱化工生产企业，在中国500强企业中排名第180位。
3、知识产权拥有量大幅上升。知识产权拥有数量是衡量企业规模实力与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准。近几年，我市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成果已初显成效，专利、商标拥有量呈逐年递增的良好态势。如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马德里注册或单一注册的方式，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请注册商标1083件,已获准注册商标453件，涉及20余个商标图样，4大类产品;在国内注册商标800余件，其中拥有“安琪”驰名商标一件，“安琪纽特”、“康普力星”、“福邦”、“喜旺”4件湖北省著名商标。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安琪”商标为核心的商标圈。该公司共拥有发明专利212件，其中国内94件，国际108件，其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专利“一种适合于酒精浓醪发酵的复合酵母”及“一种富硒酿酒酵母、富硒酵母产品及其生产方法”分别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选为第十届及第十二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
4、知识产权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合理科学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是激发员工创造性，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自主产权创造，降低知识产权维护成本，最大程度发挥知识产权经济效益重要因素。它包括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设置，专业人员水平，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等多方面内容。此次调研的企业中，已设立知识产权专门管理机构的企业达18家，制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企业有13家，具备省级以上设计研发机构的企业也达到8家。如湖北兴发集团公司成立了法律事务部和技术中心，分别负责公司的商标管理与专利研发事宜。同时成立了由该公司董事长为组长，法律事务部、质量管理部、市场部、总经办、销售业务部等相关部门人员为组成成员的知识产权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技术研发、专利申报、商标注册、维权打假等相关事务。为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公司成立了一个国家级实验室，一个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该公司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技术，不断优化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自主研发的二甲基亚砜废盐和六偏磷酸钠聚合尾气综合利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公司荣获中国化工行业科技创新示范企业称号。
5、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更加优化。企业不仅要强化自主研发、形成拥有高技术含量的知识产权，更要通过有效措施对知识产权成果加以保护，使已形成的技术成果和品牌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经济效益。此次调研了解，我市大部分企业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对企业知识产权加以保护：(1)及时申报专利，通过专利法赋予的专有权利和救济手段保护各项技术成果。(2)在技术研发与合作中，以协议形式界定技术成果的权利归属，避免不必要的权利争议。(3)与技术人员和其它核心管理人员签订保密协议，避免重要技术和商业秘密的泄漏。(4)积极开展对驰名商标的行政和司法认定，加强对已注册商标的保护力度。(5)通过有效使用行政、司法和中介机构力量，主动对各类知识产权的侵权和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如湖北枝江酒业公司，采取打击与防范相结合的原则，构筑由公司知识产权办、打假办、售后服务部、销售商家共同配合的严密打假体系，严厉打击各种侵犯公司注册商标、假冒伪劣公司产品等侵权行为。同时，该公司还长期聘请专业律师团队，通过司法程序追究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民事与刑事责任。
近几年，我市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虽然已取得很大进步，但也存在知识产权战略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偏少、创新成果保护不力等突出问题，如对这些问题不加以重视和解决，势必将影响到企业的长足发展，进而对我市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以及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打造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实现形成制约。
知识产权战略是企业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充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获得与保持竞争优势并遏制竞争对手,谋求最佳经济效益而进行的整体性筹划和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与手段，它是企业从长期发展目标出发，结合生产、营销等各环节，对知识产权创新、运用、管理与保护等问题进行的统筹考虑与谋划。此次调研发现，绝大部分企业在此方面做的还不够。许多企业虽然已意识到品牌建设、自主技术研发等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性，并通过加大投入、设立机构、制定制度等措施予以努力，但真正将知识产权发展上升到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与生产经营环节统筹策划考虑的企业并不多见。大部分企业都未能从自身实际出发，针对品牌建设、核心技术创新、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等问题，制定科学系统的知识产权发展规划，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和前瞻性。
拥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是企业占据行业领域制高点，取得竞争力优势的关键;企业能否独立发展进步，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和水平。此次调研发现，大部分企业的核心技术数量总体偏少，不少企业的专利拥有量不足十件，且在已授予的专利当中，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所占比例较大，而真正反映专利水平的发明专利数量较少。部分企业的发明专利经济价值不高，专利的产业化程度较低，专利资源的浪费与闲置现象严重。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部分企业热衷品牌建设，忽视技术研发，核心技术创新的投入不足;二是部分企业因为已经在该行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掌握部分关键技术，缺乏持续创新的动力。三是部分企业因产品生产技术成熟，产品效益可观，不愿在技术改进和创新上努力。四是部分企业出于对核心技术保密的考虑，不愿将研发的技术申报为专利。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资源应当进行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和运营,而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只有建立起科学、系统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才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资源效益。此次调研的企业中，许多企业虽然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但大多数机构的设置或者依附于公司办公室，或者横跨公司多个部门，不仅组成人员的专业性较差管理效率不高，而且由于机构的层级太低，其权威性和协调性也大打折扣，不能起到相应的管理效果;部分企业制定的知识产权制度也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该制度的有效实施;还有不少企业的技术研发、专利申报、产品推广等部门之间不能形成合力，致使研发的新技术不能进行及时申报专利保护，形成的专利又不能迅速转化为产品，知识产权的运用效率比较低下。
知识产权流失严重也是此次调研发现的重要问题。有企业的科技人员在离岗后,无视竞业限制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或到其它他竞争关系的企业任职或自己创办同类型企业,并将原企业关键技术或秘密私自使用或带给新企业;部分企业的相关研究人员或合作单位人员，在发表论文和会议讲话等过程中泄露了企业商业秘密;还有企业对科技创新成果未能及时申请专利保护结果被其他后来企业捷足先登，造成企业科研投入的巨大浪费;另有企业在资产评估中，未评估或低估那些已创造效益的专利权、商标及技术秘密等无形财产权。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多方面，既有企业自身在知识产权管理上的缺陷因素，也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健全等原因，还与社会整体对知识产权的认识程度不高有着深刻的联系。
当遭遇知识产权侵权或犯罪时，企业对知识产权的救济有三种途径：自力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此次调研，企业普遍反映在知识产权救济方面重重困难。一是企业自身维权取证难、成本高、效果不理想。当前，许多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作案时间短、地点隐蔽且反复变换，即便被发现，企业也很难掌握上述侵权行为的有价值线索。二是部分执法机关出于地方保护，对于受害企业反映的侵权行为或犯罪行为，提出很多限制条件，致使部分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查处。三是部分已进入司法程序的知识产权案件，因诉讼时间长，经济赔偿数额少，受害企业的损失得不到充分的赔偿。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民事赔偿更是很难落实。四是由于司法和行政机关的在立案管辖、定罪标准等问题方面存在争议，个别新型知识产权侵权或犯罪行为难以被追究责任。
针对我市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建议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意识决定行为，强烈持久的创新责任感和自主创新意识，是企业知识产权创新与发展，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作用和价值的首要前提。建议企业要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意识，将创新作为一种企业文化来建设，深入到企业每一位员工、每一个环节。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将知识产权的各项工作纳入到企业经营发展的战略高度予以统筹考虑。通过扩大知识产权宣传，召开高层次知识产权会议、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制定各项有效的激励制度来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只有在关键技术领域不断有新突破，拥有更多高技术含量的核心技术，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持续竞争的优势。建议企业要进一步加大核心技术的攻关，创造出一大批高技术含量、高效益的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产业规模小、资金不足的企业，可通过与科研机构合作的方式来加强技术研发。有条件的企业可通过设立科研中心，引进高水平研究人员，加大奖励力度等措施，来提升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议政府部门要制定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
合理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是企业形成创造—发展—再创造的良性循环的重要保障。针对我市企业存在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粗放的问题，建议设立由公司高层领导专门负责的管理机构，机构分设包括技术研发、专利申报，商标管理、维权诉讼等部门，组成人员由相关领域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担任。建议与相关执法和司法机构形成定期沟通的长效机制，争取在知识产权管理保护上寻求及时有效的行政司法指导。建议加大与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既解决企业资金的短缺，也弥补自身专业技术的不足。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实行的是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并行的“双轨制”。行政保护职责主要由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和综合管理部门行使，而司法保护主要由承担司法审判职责的人民法院行使。建议企业要充分利用我国现行的“双轨制”保护模式，在不同的情况下合理选择好两种保护方式。对于侵权范围广、涉及行为人多、时间紧迫的情况，可选择通过行政保护手段进行维权。反之，可选择司法程序进行权利救济。同时，建议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联合起来，主动为企业维权排忧解难。真正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标准统一、公正高效”的联合保护新局面。建议司法机关要加强对新型疑难侵权案件的研究，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避免因法律理解的不同而对企业维权带来困难。
知识产权报告 篇5
核心提示：群体性诉讼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分化和不同社会层次矛盾冲突的必然反映，也是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现实利益问题的直接体现。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加大，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成为群体性诉讼的新增长点，出现了较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研究并寻求应对之策。为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对此展开专项调研。
本课题将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标准界定为，原告一次性起诉5个以上被告的关联案件。以湖北省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为例，至上半年，年度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数量分别为2196件、4758件、5982件、2560件，其中，群体性诉讼案件数量分别为56起1462件、103起3252件、68起4161件、36起1845件，群体性诉讼案件的比例分别占到该年度知识产权案件总数的66.58%、68.34%、69.56%和72.07%(见图一)，案件数量逐年大幅上升。相当一部分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在当地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权利人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一般采取批量起诉的诉讼策略，一次性地起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被告。以湖北法院受理的若干系列案件为例：20，鲁道夫·达斯勒体育用品波马股份公司在125起案件中起诉130个被告侵害其商标权;，软星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在71起案件中起诉75个被告侵害其著作权;，广州美即化妆品有限公司起诉30个被告侵害其商标权，并且将每款被控侵权商品上的3个商标分别提起诉讼，该系列案件总数达697件。据统计，年至20上半年，湖北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案件中，被告人数在20至49个的有36起，被告人数在50至99个的有9起，被告人数在100个以上的有3起(见图二)。
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往往矛盾较为尖锐，双方当事人尤其是被告的对抗情绪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案件上诉率高，如广州美即化妆品有限公司起诉武汉市汉正街等小商品市场经营者侵害其商标权的697件系列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有586件之多，上诉率达到84.07%;二是调解难度大，如部分地区的卡拉OK经营者持“抱团”态度拒绝调解，既拒绝缴纳版权使用费，也拒绝就涉案被控侵权行为进行调解;三是文书送达难，相当一部分被告不出庭、不应诉、不签收法律文书，法院适用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的比例较高;四是被告的对抗情绪严重，众多被告基本上是作品的终端使用者或产品的终端零售商，往往认为自己也是侵权作品或产品的受害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而原告有意选择经营获利最少且诉讼能力最弱的终端使用者或零售商起诉，却不追究侵权源头的责任，有悖情理。
传统的群体性诉讼主要涉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环境保护纠纷、劳动争议纠纷和农村土地纠纷等类型。这些群体性诉讼一般是原告为数众多而被控侵权或违约的被告只有一个(或是有关联关系的若干个)，故而可以适用代表人诉讼。但对于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来说，一般是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原告只有一个，被控侵权的被告则为数众多，但因被告侵权行为各自独立，人民法院只能分别立案、分案审理。
由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高度分散，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维权人往往通过对市场进行调查而主动发现侵权，明显区别于传统的群体性诉讼基于被动发现侵权或违约而委托他人诉讼获取司法保护的诉讼活动。
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维权人一般是律师事务所或知识产权代理公司等专业的维权团队，在维权活动中采取分工负责、流水作业的工作方式，调查侵权行为、公证保全证据、出庭参加诉讼往往由不同的专业人员分工负责。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知识产权权利人往往不再亲自从事维权和诉讼活动，而是以各种授权的方式将权利许可、转让或委托给专业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或职业律师行使。商业化维权模式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有效地制止侵权，其消极作用则在于诉讼牟利的动机较强，少数权利人会采取“放水养鱼”甚至不惜采取引诱侵权的手段，这也是被告对抗情绪强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性权利一般可以以许可或转让的方式流转，其权利并不必然归属创造者，需要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对权利状态进行审查与认定。例如，各地法院在审理著作权案件中，对于作品权利归属和权利来源的分歧较大，在单独的个案审理中，这一问题还不是特别明显，一旦涉及到群体性诉讼，各地法院认定结果不一致的矛盾就立即凸显出来。如台湾著名音乐人叶佳修在全国各地起诉卡拉OK经营者侵犯其《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的词曲著作权系列案件，有的法院支持了叶佳修主张的复制权、放映权、署名权中的一项或是几项权利，有的法院则驳回了其诉讼请求。至于叶佳修作词作曲的部分歌曲，因各地法院对证据审查的严格度不一致，有的法院认定其享有著作权，有的法院则认为其未举证证明享有著作权。此类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必将影响到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在涉及众多被告的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中，也容易成为引发不满的导火索。
审理知识产权案件，首先要求对原告享有权利的事实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判断。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法院为避免案件被改判，权利归属争议越大反而越加强调解的现象，以至于部分案件在原告并不享有权利的情况下，以被告支付赔偿款的方式调解结案。这样一来，法院在审理群体性诉讼案件时容易导致两种后果：一是为避免颠覆性判决而将错就错，在后续无法调解结案的案件中明知原告不享有权利却仍然判决其胜诉;二是在同一批关联案件中，部分案件以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的方式调解结案，而其他案件却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商业维权的诉讼模式下，维权有时不仅仅意味着制止侵权人侵犯知识产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在网吧、卡拉OK等多个行业的案件中，维权本身就是迫使侵权人与权利人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重要手段，部分原告甚至坚持将案外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与涉案的侵权赔偿款捆绑在一起调解。人民法院如果脱离基本国情盲目地拔高经济赔偿标准，必将导致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水涨船高，进而引发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和知识产权价值的难以确定性的特点，决定了侵权人的获利和被侵权人的损失往往均难以确定，这需要人民法院合理酌定赔偿数额，实现知识产权权利人和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1.统一裁判尺度。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是一批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案件的集合，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高度重视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和论证理由的一致性，对于分属不同被告但侵权情节基本相同的案件，在裁判结果上应避免出现重大差异，防止因“同案不同判”激化社会矛盾。
2.加强案例指导。典型案件的裁判往往会产生超过案件本身的影响，具有规范引导的重要功能，比起个案的调解更加具有法律价值和社会意义。在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的知识产权审判中，加强案例指导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成文法的滞后性的不足，及时总结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形成具有规范导向意义的司法政策，指导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案件的裁判，避免二审或再审程序中出现大面积颠覆性的改判。
3.完善陪审制度。针对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性强的特点，可以考虑引入专家陪审员制度，由专利技术、信息网络等方面的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这样既能充分发挥专家陪审员的专业特长，弥补法官专业技术知识的不足，对专业事实作出准确判断，又可以体现出司法民主的价值。
1.引导被告合法经营。审理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案件，不仅要解决个案的纠纷矛盾，而且还要积极创新调解方法，引导被告合法经营，预防重复侵权现象的出现，避免群体性诉讼的再次发生。例如，年，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玛姬尔”压缩纸面膜生产厂家浙江临安中正无纺制品厂系列案件中，引导双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最终促成双方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变“侵权赔偿款”为“进货款”，既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又促使被告今后合法经营，实现了双赢。
2.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差距较大，原告基本上是由专业维权人员或职业律师代理，而被告往往是网吧业主、零售商店店主等小本经营者，诉讼能力较弱，且部分被告无法负担律师费用。加强对被告的法律援助工作，可以弥补双方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差距，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地寻求纠纷解决方式。
3.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对于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这类专业性强、影响面广的纠纷，充分发挥网吧协会等行业协会的作用，协助法院开展调解工作，有利于疏导被告一方的对抗情绪，促进群体性诉讼的顺利解决。
1.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形成，部分原因在于行政主管单位在管理上存在问题或疏漏，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针对有关行政主管单位在制度上、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管理工作的建议，具有加强源头治理的积极作用。
2.建立信息报备制度。及时和全面掌握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信息，可以为预防矛盾激化、控制冲突升级、统一裁判尺度创造必要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建立逐级上报的信息备案制度，掌握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诉讼动态，实现对群体性诉讼的动态跟踪、及时反馈和提前预判，及早发现问题、研究对策。
3.制订应急反应预案。群体性案件经常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容易引发群体性的连锁反应。在审理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案件时，要针对此类案件被告人数众多、对立情绪严重等特点，制订相应的应急反应预案，做好稳控工作，防止纠纷复杂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知识产权报告 篇6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技术的创新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关于目前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不足之处，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不强，企业知识产权拥有量较低，知识产权的流失严重等，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就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往往只注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量外资涌入国门，国际企业竞争国内化，国内企业竞争国际化态势日益明显。中外合资合作形式已经成为外国企业与国内企业实现双赢的重要选择。然而，在某些领域，由于外企实力强劲，或者国内企业意识欠缺，这种结合往往是建立在国内企业知识产权的正当权益削弱甚至流失的基础上的。为了解@#$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状况，@#$市知识产权局有关人员调研了@#$三菱电梯有限公司、@#$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日立电器有限公司、@#$三菱电机上菱空调机有限公司等单位，并在闵行区知识产权局召开了闵行区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座谈会，@#$福祥陶瓷有限公司、东杰电气（中国）有限公司、紫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等10多家企业的知识产权事务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在调研发现，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十点：
一、合资合作企业成立时，企业的合同和章程中都没有关于企业知识产权的规定。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有的是因为企业成立时间较早，知识产权意识不强，也有的是因为企业成立初期，没有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内容，还有的合作企业，中方只投入土地，甚至不参加经营管理，收益也是固定的（即土地的租赁费用），对知识产权更是不会关心。这带来很多问题，如企业知识产权权利的归属问题，特别是在合资期满后如何分配问题；新开发的知识产权权益的归属问题；企业日常知识产权的管理问题。因为成立时没有约定，实践中各个企业因其本身情况的不同，只能采取不同的操作办法，或再协商签订新的合同、或者作出新的管理规定。但这也衍生出许多新的问题。因此，建议在相应的合资合作企业合同和章程范本中加入专门关于知识产权的条款，在相应的法律规定或审批程序中要求合资合作企业成立时对知识产权要有相关规定。
二、新开发知识产权权益的归属问题。调查中发现，新开发的技术和品牌的知识产权权益归属问题往往与企业的股权分配情况紧密相关。通常中方控股的企业新诞生的知识产权是属于合资合作企业的，其权益也是按照股权分配的。有人提出，通常中方人员是独立地完成新技术的开发，但也要将知识产权的权益分配给外方，有些不公平。但实际上，更不公平的是在外方控股的企业，外方将知识产权权利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很多企业尽管是在国内双方共同开发的技术，专利却由外方总部申请，有的企业甚至是中方人员设计的图案，设计人却要署外方总裁的名字，有的企业规定中方在外方提供的技术基础上开发的新技术，外方可以免费使用，但中方却不可以免费使用外方新开发的技术，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这些情况，在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都有相应的规定，但在合资合作企业中，尤其是外方控股的合资合作企业，中方要主张自己的权利有很大的难度。为此，建议在针对合资合作企业制定的单行政策法规中对这些问题作一些细化的、强制性的规定。
三、技术引进时未能做合理的知识产权界定和评估。在合资合作企业成立时，外方经常以技术入股或技术转让给中方，但往往都是“打闷包”，对其中的知识产权并不作事先的检索和评估，等支付了费用后，根据外方开列的专利清单，经检索发现只有三分之一是在中国的有效申请，但因为当时没有发觉，支付了一大笔“学费”。也有的外方连专利清单也不列，只是告诉你我这项技术里有专利、有技术秘密，要问你收多少钱，中方因为手里没有多少谈判的筹码，或是因为知识产权的意识本来就不强，糊里糊涂就签了协议。因此，在座谈会上，有企业提出，希望有专业权威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能够帮助企业在技术引进时把好关。
四、企业内部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专业化的管理人员。调研中发现，除部分企业（特别是专利试点企业），由于企业领导重视，企业本身拥有的知识产权较多，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其知识产权的管理人员也有着较好的知识产权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外，大部分合资合作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也存在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专业化管理人员的问题。有些合资合作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还刚刚建立，有的还在筹建过程中，甚至有的还未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些企业中，知识产权的管理没有专人负责，而兼职的管理人员对知识产权的了解也很有限。我们在以往对企业的宣传培训中，往往只重视国有企业，实际上，加强对合资合作企业中方人员的知识产权的宣传培训，对防止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同样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五、对员工新开发知识产权如何奖酬，大部分企业还很不规范。除已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合资合作企业外，大部分企业对员工新开发知识产权的奖励很不规范，没有明确的规定。有的是在决定晋升、评定奖金时作为参考，有的是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但对于具体数额和奖励的时间都没有明确，因而发明人、设计人权利的实现无法得到保障。没有规范的奖酬措施，必然会挫伤员工发明创新的积极性，也必然会影响合资合作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尽管在专利法和实施细则中都有给予发明人和设计人奖酬的相关规定，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员工不一定有这个意识，而且要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建议在合资合作企业中推广相应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并将员工的知识产权奖励机制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六、外方只许可转让低层次的专利技术，不转让核心技术。外方为了在经济上达到控制中方和或合资合作企业的目的，同时避免过于引人注目或投入过多产生风险，往往不刻意以有形资产作股权控股方式，而采取在知识产权方面加以控制。由于合资合作企业中往往采用的是外方投入或许可使用的技术，其知识产权控制方式更能以小投入达到强势控制的目的。如外方在许可中方使用其专利技术时，往往只给中方低层次的技术，而涉及到核心技术的，外方就要求中方购买具体的设备或配件，这样一来，中方既得不到核心的技术，又在生产上依赖外方的设备或配件。另外，还有的外方在转让、许可中方使用专利技术时不转让、许可使用相关的其它专利技术，使得受让方仅凭受让技术无法生产时，外方再高价向中方兜售其相关专利技术，中方陷于被动局面而不得不支付高额使用费。对此，企业在引进技术时应对外方转让、许可的技术认真进行检索、分析，不仅要了解引进技术，还要了解其它的相关技术。
七、中方原有商标在合资合作后被淡化。我们以前经常提到的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加净”商标，90年代初，@#$家化以三分之二的固定资产，以及“美加净”、“露美”两个销售额达3亿元的品牌与一家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合资。然而，该外方公司却以控股为手段，将“美加净”和“露美”束之高阁，致使消费者对这两个品牌越来越陌生。而合资后留下的母体家化，由于没有了“美加净”和“露美”的支撑，销售额一年中锐减54%。通过这沉痛的教训，企业领导终于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花重金“赎回”了这两个商标。然而，90年代的悲剧到如今的21世纪初却仍在上演，为占领市场，多赚利润，有些企业在合资合作后往往会启用外方的商标，有时也是因为外方为了扩张自身品牌，而要求企业这么做。产品可能是好卖了，但中方原有的商标却被淡化了，实际上，这不仅是无形资产的流失，更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中方不仅每年要支付大笔的商标使用费给外方，而且一旦合资期满，外方撤走自己的商标，中方再想到要用自己原来的商标时，这个商标早已被消费者遗忘了。浦东有一家中日合资企业，中方原有的商标仅用了一年，第二年外方把他们的商标加在中方的商标前面，到了年底，外方增资以后，就完全改成了外方的商标，中方原有的商标被搁置至今已有六、七年，消费者再也不会在购买这个商品的时候想起这个商标，要耗费巨资重新打造品牌，不论从人力、物力、财力和市场风险的角度看都十分艰难。
八、企业面临合资期满后知识产权权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同样也是在90年代初，@#$益民食品一厂有限公司和香港屈臣氏合资成立了@#$屈臣氏食品有限公司，但合资时对知识产权并无明确的约定。合资企业生产的“蔓登琳”牌各类冷饮非常畅销，企业也每年投入几百万元为这个牌子做广告。但由于当初办理商标注册是以外方名义申请的，所以中方并无利润可分。合资企业解体时，香港屈臣氏带走了全部冷饮的专利权和“蔓登琳”商标，而用他们“慷慨”留下来的设备做出来的冷饮却受到了对方侵权的警告。企业现在的合资合作也还在面临同样的问题，企业在成立初期并没有对知识产权的归属做出明确的约定，合资合作到期了，知识产权应该怎么分配，中方企业很少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有些快要期满的企业开始担忧这个问题。当然，这与企业现有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中外方在企业中所占的股权，中外方的合作形式都有关系。其实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双方可以协商将知识产权经评估折价后归一方所有，或转让后由双方按股权分配，或是继续共有。在实践中，如果是中方经营管理并控股的，中方还有可能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如果是外方控股的公司，到企业拆分的时候，中方很难分到其应有的份额，如果原来就是由外方申请并拥有知识产权的就更是如此。
九、外资企业利用合资合作的机会以不正当手段无偿占有中方的知识产权，给中方带来损失。这在我国传统产业为扩大规模而将技术作为引资条件时最容易发生，如“景泰蓝”术以及“宣纸”技术的失密事件，由于既没有对传统技术在国内申请专利保护，又没有在产品的主要出口国申请专利，也没有在引资过程中做好商业秘密的保护措施，疏于防范而被外方掌握了关键技术，结果是外方抛开了中方而使中方丧失了优势的市场竞争地位。但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即使不是我国的传统产业，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有一家企业，中方员工在讨论时提出的技术方案竟然被外方管理人员偷偷地在外国以个人名义申请了专利，中方员工事后检索发现，公司也只能亡羊补牢式地出台了相关规定限制这种行为，但为时已晚。
十、企业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少信心。在座谈会上，很多合资合作企业提到了发明专利审查周期长，侵权现象普遍，知识产权诉讼取证难、费用高、赔偿低、维权成本高等诸多问题，认为现有的执法立法力度不足以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还有的企业提出@#$出台的鼓励科技创新、申请专利的相关政策与实践操作有矛盾之处。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削弱了企业申请专利的积极性，也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