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集锦五篇。
怎么样才能在作品读后感中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呢？刚刚读完这本书，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世事无常的变化。现在，我想抽出一些时间，写下读后感，分享自己的想法。今天，工作总结之家小编要向大家介绍一篇关于“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的文章。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篇1
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制度，在东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东晋门阀政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它是由一批大族门阀组成的，他们通过利用自身的家族力量控制国家政治和军事，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资源，成为东晋时期的真正统治者。这种政治制度的发展、运作及其影响是历史上的重要问题，本文将从多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形成发展过程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源于东汉时期的贵族世家及其家族力量的积累。而在东晋时期，诸侯割据、民变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加之官僚制度崩溃，门阀世家得以大量占据重要地位，成为社会安定的力量。东晋初年的武帝时期，虽然进行了一些有利于夺回政治开发的努力，但是其尝试并不能够根除门阀势力的威胁和国家危机的不断加深。到了司马氏政治开始，门阀政治进一步发展和强大。此时，门阀贵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格外显著明显，不断扩张自己的权利范围，并不断向着占据权力中心迈进。不过，到了晋朝末年，东晋已经陷入了瓦解和分裂状态，这种门阀政治也随之瓦解。
二、掌握权力的关键手段
门阀世家在东晋时期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其掌握权力的关键手段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门阀世家通过联姻、交好等方式加深了自己的家族力量、扩大了自己的财富和资源。其中，联姻是门阀社会互通所利用的一种最为重要的手段，婚姻关系成为世家门阀之间结盟的一个途径。第二，门阀世家尽管也并不未必是均等的，但他们共同的利益与野心在门阀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门阀贵族可以通过互相让利，共同维护自身的权力。
三、门阀政治的影响
东晋门阀政治虽然为巨贵阶层所操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在其高峰期间，门阀贵族不仅参与到官僚管理的政府中，而且还进行了文化的修养、艺术的发展等方面的尝试。例如，有不少门阀世家投身于诗歌创作等方面。同时，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多样性。而另一方面，改朝换代和瓦解，使得门阀世家从此被赶下历史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形式和思考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
综上所述，门阀政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东晋时期门阀世家成为了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掌控者，在东晋竭诚维护门阀势力、不断扩张自己的权利范围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政府管理力的大人中、具备了过渡性的意义，同时也推进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门阀世家在东晋末年随就瓦解了，他们的影响也因此不复存在。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篇2
治学的榜样啊！
1.东晋从开国伊始的“王与马，共天下”，到王朝末段凭借外戚身份跻身朝堂的太原王氏，反映了皇权是在不断加强的，即使桓玄、刘裕取代司马氏，也难掩皇权逐步加强的事实。
2.荆州的作用很有趣，三国时期荆州争夺战从头打到尾，三大战役有两个是跟荆州有直接关系的（赤壁、夷陵）。再到东晋十六国时代，作为南方朝廷的门户，荆州更显重要，再联系到微弱的皇权，屯守荆州的军方大佬就像两只大手，一手撑着长江中上游防线，一手又扼着下游朝廷的喉咙，王敦、桓温、桓玄都是从此处而来，直下长江三千里进入建康控制朝堂。
3.京口，战争期间流民的力量是庞大的，不管是否利用得当都有毁天灭地的功效。明末没有足够的粮食喂饱流民，使得九鼎倾覆。东晋一方面惧怕流民涌入长江以南，另一方面又难以应付北方的精兵悍将，江淮之间的广大区域为这些人提供了很好的发挥平台。但是自古来以来军事力量的总是政治角逐中的重要筹码，当天下大乱，好勇却少谋之徒控制一只这样的武装力量无疑是灾难性的，刘牢之的多次反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的话，一旦有了正确的领袖，它的力量便起到了改朝换代作用。
4.士族的排他性，田老师提到的这个点很有意思。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篇3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东晋门阀政治是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篇论文中，我将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从门阀的定义、门阀政治的特征、门阀政治的影响等方面对东晋门阀政治进行分析，以期对读者有所启示。
首先，门阀是指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由于经济和政治等各种因素，形成了一定的互相依存和相互支配的关系，并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管理集体，这个集体就是门阀。在东晋时期，门阀数量不多，但是晋朝政治的主要力量都掌握在门阀手中。这些门阀一般是由旧贵族或者地方名士组成，他们或是拥有庞大的地产，或是拥有一支强大的家族。
门阀政治的特征表现在其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政治的高度专业化上面，由于门阀在政治上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他们可以通过政治和经济等各种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门阀还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建立起相应的职位体系，并且还会注重自身的教育和文化素质，以增强自身的对政治的控制力。
对于门阀政治对于东晋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是深远而重要的。一方面，门阀政治制度的实施，加剧了东晋政治的分裂和混乱，使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另一方面，门阀政治制度的废止，为隋唐统一大业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的来说，东晋门阀政治的历史遗产，对于今天我们航行在现代社会江河之上的方向和品质，都有很好的启示意义。历史告诉我们，不管是在任何时代，权力分配都是一个需要倍加重视的问题，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很容易导致政治上的腐败和司法上的不公。我们应该根据历史的教训，提高自身的伦理素质和规范意识，加强政府的监督和公正，努力构建一个公正、公平、和谐的社会。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篇4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东晋门阀政治》是一部分析东晋时期门阀的书籍。此书不仅对于研究东晋的门阀政治有极大的贡献，同时也为我们认识和解读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案例。本书的阐述深入浅出，透彻细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珍贵的印象。
首先，本书从东晋控制社会的手段入手，揭示了当时官僚集团的政治手段和门阀集团的利益需求，深刻地揭示了东晋时期政治机制的复杂性，并呈现出当时政治生态的图像。通过对荀朗和张华任职地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僚集团与门阀集团的博弈中，官僚集团依靠于法令的制定执行来掌握队伍的主动权，而门阀集团则依靠于家族关系的纽带把持了地方权利中心，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呈现出了长期政治斗争的局面。
其次，本书对于描写不同地域门阀的组成和权力起伏的详细展示，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时期历史事件的理解。例如，章节中对于当时义阳、江夏、广陵三个门阀的设立原则和组成成员，以及陶渊明在这个政治环境中的生存状态等，都清晰地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门阀政治与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
最后，本书对于门阀政治的评价和思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时期的政治状况与规律。作者在对于门阀政治的探讨中，通过分析当时门阀集团的组成和功能、政治地位和对于政治生态的影响等，使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官僚阶层并非是一个内部一致的集合，而是由一个官僚群体和外部的门阀集团构成的复合体。同时门阀政治因为依附个人利益，特别是财富与权力两大基础之后，其活动的效率和公正性就大打折扣，这也是其走到尽头的原因。
在总体上，本书的确为业内研究者提供了具有纪实价值的门阀政治图景，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态也需警惕门阀的织网和掌控。回顾历史，唯有尊重事实、分析特点、发现规律，才能避免危机和误区。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篇5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我有很多顾虑。我总是希望在别人的评论中看到我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
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
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绅不是一个家族，他们之间存在着制约关系，任何一个家族都不可能轻易取代皇权，因此，共享世界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
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从北方来的难民源源不断地南下。这些难民不是西汉时期的难民，而是由难民司令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
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但历史并没有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时期仍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控制士绅的权力，士绅保留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
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流亡帅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东晋至南朝的历史大门。
如果一个问题的研究长期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研究思想的根深蒂固，这将制约后世思想的发展。
至于门阀政治，以前的研究者大多是从士绅与平民的对立角度来**，更不用说难民问题，甚至皇权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束缚，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撇开难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非常令人兴奋。
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
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
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一个比较谨慎的研究者可能不会做出判断，只是怀疑而已。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
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
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的关键时刻，他突然失败了，用敏捷思维解决了问题。
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谁提出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研究它，我可能不会注意它。之所以在这里提出，主要是为了说明作者解决问题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
自古以来，智慧就没有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之光，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用一个叙事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
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上是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
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原则上不能排除前两位国王与马南交手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
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司马睿和王导是唯一过河的人，也仍然存在疑虑。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
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情况并非偶然。
在书的结尾，他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
”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
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简单地研究政治史，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不能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发生变化时，必然涉及政治史范围之外的更大的历史变化。
这就好比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辛亥革命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但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辛亥革命，是不可能的。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
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
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
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
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
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
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
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
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
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
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
”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
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治乱分野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电子工程系 *** 雷祥
闲暇之余，本着对于中国历史的崇敬的感情，怀着忐忑的心情读完了田余庆先生所著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我并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水平有限，读书之后，难以从书中提炼出什么深刻隐晦的历史线索，更难以得出什么新颖的历史观点，但我仍然认为，阅读这本历史学专著使我对东晋这一历史时期有了全新的了解，对于我的历史观更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现将我对这本书的一些不成熟的感想发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