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调查报告(锦集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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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调查报告 篇1
智能家居实在太火，智能家居也实在太惨淡。只要有做这方面市场的厂商都 会有这个感受，概念很火，用户在哪里始终是个迷?目前的智能家居市场从严格 意义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走大众消费型渠道(电子市场、电商)，一类则是走 房地产开放商渠道，据 a二为更多服务商 的参战，智能硬件厂商与互联网厂商的合作将更加紧密，中国通讯厂商将冲出国 内走向世界，如华为、中国电信等;三为整并投资潮将兴起，阿里、360、小米、 京东、百度、腾讯等从来都不安分的互联网企业将扮演颠覆市场风云的狠角色; 四为市场供应链成形，单兵作战并不适合智能家居生态系统，产业链的分工将更 为明确，如深圳硬蛋开始为智能家居、智能硬件提供设计服务等。
智能家居市场虽然不是镜花水月，但也不是轻而易举便能拿下，a投资200万元改造了原文工团办公楼，通过维修改造，县文化馆已具备优越的演出舞台、排练场地、办公场所和文化接待中心;建设了总投资550万元，面积2510平方米的全民健身体育馆;投资800余万元，改造了县人民体育场。
为了给农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积极促进文化体育五项惠民工程建设。在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上，新建总投资300余万元的8个达标乡镇综合文化站，为改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条件，搭建了良好的平台。20xx年，石门镇文化站被中宣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授予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在农村文化大院建设工程上，目前全县共创办农村文化大院148个，覆盖9个乡镇近60%的农村人口。万宝镇红旗民俗村文化大院、石门镇茶条村、榆树川村文化大院和二道白河镇奶头山村文化大院被省文化厅首批命名为省级农村文化大院建设示范点。在农家书屋建设工程上，从省州争取资金建设农家书屋176家，实现一村一书屋，农家书屋全覆盖，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群众看书难求知难的问题。20xx年获全州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先进集体。在文化共享工程建设上，建立总投资130余万元的全县优秀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网络县支中心1个、乡镇共享工程服务室9个和村基层服务点129个，基本形成了贯通全县各乡镇村屯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网络。20xx年被省文化厅评为共享工程先进单位。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上，现已投资80余万元修建农民健身场地49个，改变了农民以劳带健的传统健身模式。基本实现了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全面覆盖。
抓活动，营造氛围，激发热情。
几年来，我们通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积极弘扬主流人文精神，营造加快发展的浓厚氛围，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单位、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州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州文化工作标兵单位。
一是以广场为阵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活跃城乡群众的业余生活。充分利用长白山文化博览城等广场，每年组织340场广场文化活动，为群众生活增添了浓郁的文化色彩，其中新、红七月社区党员文化月、全民广场健身舞大赛等活动深受各族群众的喜爱。
二是调动社区群众积极性，活跃社区文化活动。文化馆积极协调帮助社区和老年组织，成立业余活动队伍。明月镇两个街道办事处所属的8个社区，均已组建文化活动队伍，县老年协会还成立了老年合唱团、老年交谊舞表演队和朝鲜族舞蹈队等。这些群众性文艺队伍扎根于基层，活跃在社区，有效推动了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
三是农村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农村文化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县农村文化月活动方案》和《县农民文艺汇演方案》，每年都利用农闲季节和重要节日，由政府出资举办农村文化月和农民文艺汇演活动，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农村文化工作的整体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农民文化生活不断丰富。
四是文化下乡活动深受欢迎，平均每年演出达50场以上。几年来，组织开展三下乡系列活动，其中惠农大集已经成为品牌，深受群众欢迎。
五是节庆文化活动凝聚人心。中国朝鲜族第一村民俗旅游文化节，已经连续举办四届，集文化、体育、旅游、商贸于一体，充分挖掘和弘扬了朝鲜族民俗文化。石门镇茶条村原生态朝鲜族民俗风情园隆重开幕，致力于打造文化旅游新品牌。
抓特色，积极挖掘，打造精品。
各类报以来，我县加强对朝鲜族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传承和普及。在民族文艺创作方面，《天堂圣水》、《奔向明天》、《牙拍舞》等节目，在全州文艺汇演中荣获第一名。20xx年，《奔向明天》和《牙拍舞》等节目，在全国迎春花卉展演中获得金奖;20xx年，朝鲜族民族打击乐《喜庆农家》，在全州文艺汇演中获得一等奖;20xx年，《踩地神》荣获首届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大赛一等奖。在民族文化传播方面，民间舞蹈《鹤舞》、《牙拍舞》和民俗游戏《拔草龙比赛》、《龙头游戏》等为代表的一批民俗节目，多次被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电台等传媒录制播放。在民族文化保护方面，我县已对5类2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有效保护和深入研究，其中《鹤舞》于20xx年被列为国家级保护名录;《牙拍舞》、《拔草龙游戏》、《龙头游戏》、《老白山张氏皮制作技艺》、《两江口松花砚制作工艺》被列为省保护名录。万宝镇红旗村被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题词：中国朝鲜族第一村，文艺工作者依此专门创作了《中国朝鲜族第一村》，现广为传唱。20xx年荣获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近年来，我县城乡文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相对于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该项事业的长远发展来说，仍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乡镇对文化工作重视不够，设施利用率较低。
文化专业人才严重匮乏，系统人员老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事业发展。
进一步繁荣我县群众文化生活的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强组织和领导，明确责任，齐抓共管。要建立由县政府牵头，文化负责协调联络，相关部门参加的全县文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使各部门之间建立起协作机制，以便沟通情况，交流工作，统一布置，形成齐抓、共管、共建的局面，推动全县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政府要加大对文化事业的经费投入。县、乡镇两级财政部门要保证文化事业费的增长不低于当年同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并逐年有所提高。要保证有影响的重大群众文化活动经费的投入，要对主要面向基层的文化馆、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日常工作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
三是保护、创新和发展文化遗产。加快建设集长白山历史、抗联、松花砚石、非遗展示的长白山文化博物馆。保护各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重要历史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民族民间艺术，挖掘、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对濒危消亡的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性抢救，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申报工作，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四是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繁荣文艺创作。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文化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各类专业性、群众性艺术团体，繁荣文化产品创作，推出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
村调查报告 篇2
1999年，对于通信业而言，无疑是经历着产业深刻变化，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一年.无论是从移动通信业资费的大幅下调、手机设备的市场演化、服务项目的调整、服务质量的逐步改善，还是移动通信业运营体制改革的深化及加入WTO脚步的临近等方面，移动通信业在取得良好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不少的不足之处。表现在市场发展上，移动通信用户进一步快速增长，运营企业市场竞争态势更趋合理，为通信业跨入新世纪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本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通过对北京市城八区302位普通消费者的调查，就1999年北京移动通信市场的发展水平、发展状况以及消费者对1999年移动通信市场重大事件的认知、态度和市场现状的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调查结果可推论北京城八区18—50岁的普通消费者，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通信业的发展状况、市场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1999年末移动通信市场现状
手机普及状况。调查显示，北京市18—50岁的人群中，有略超过半数（52.2％）的被访者使用手机，可见至1999年底，北京市场手机的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占经济活动型人口的一半左右。不同年龄消费者手机的拥有率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调查显示，18—29岁，30—39岁，40—49岁手机拥有率分别为43.4％、68.2％和43.2％，假定50—54岁年龄组与40—49岁相同，以北京市三年龄段人口年龄结构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则大致可推算1999年底北京市城八区手机普及率约为30％，即每10个人约拥有3部手机。以北京城八区拥有650万人口计，城区手机用户达195万。
消费者特性。就消费者而言，除年龄外，不同性别、学历、职业和以往的人群手机的拥有情况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调查显示，就性别而言，男性拥有率要明显高于女性，近六成（59.7％）男性被访者拥有手机，女性被访者则为四成强（43.2％）;就年龄而言，30—39岁的中青年消费者拥有率最高，超过2/3，18—29岁，40—49岁组拥有率要低得多;就学历而言，随学历升高，拥有率显著升高，特别是以高中与大专学历为分界点，差异明显，即手机拥有者主要集中在大专以上学历人群，高中以下学历较少;从收入水平看，随收入升高，手机拥有率明显升高，以月收入3000元及1500元为分界点，月收入3000元以上者拥有率高达90％左右，1500元以下者为12—30％，低于平均拥有率，1500—3000元者为65％左右，亦高于平均拥有率。从职业类型看，手机拥有以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为最（80％左右），其次是个体业主、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60—70％），再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职员（50—60％），工人和服务人员拥有率最低，仅为5％左右。可见，手机用户群主要集中于30—39岁，大专以上学历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尤其是3000元以上的消费群体，值得注意的是月收入达到1500元的中等收入人群正日益成为手机大众化趋势的主要目标消费。
对于北京市场的两大运营商通信公司（原中国电信，下同）和，二者的消费群体在年龄上存在某种细微差别，比较而言，更受18—29岁的青年人群的青睐，而通信更受30岁以上中青年和中年人群的青睐。
手机品牌。调查显示，1999年底，北京手机市场的品牌分布状况与以往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传统三强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仍然占据市场的领先者地位，三者总和市场占有率超过80％，其它品牌均难以望其项背。其次是西门子、飞利浦、三星等第二集团品牌，市场占有率10％左右，其它品牌还有松下、阿尔卡特、高通等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均很低。在电信长城CDMA手机中，除摩托罗拉外，主要有三星、高通等品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1999年是众多国产手机厂商发动大规模宣传攻势的一年，但北京的市场现状仍然未能给国产手机留下太多的市场空间，国产手机市场业绩不佳，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其技术、宣传和服务策略等方面的原因，如何做好国产手机这篇大文章，在手机市场上分一杯羹，其路还正长。
1999移动通信发展状况
移动通信发展态势。调查显示，所有拥有手机的被访者中34.4％在1998年前购买手机，40.9％在1998年内购买手机，24.7％在1999年内购买。可以看出，近几年中，1998年是手机增长最快的一年，虽然调查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仍足以表明1998年内北京手机的增长率近乎翻了一番。事实上，全国手机用户在1998年内亦从1000万增至20xx万。进入1999年，虽然手机市场仍处在高速增长之中，但增长速度已显著放慢，从调查看，1999年北京市场增长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速度均较1998年有所放慢。在北京这样经济较发达的特大城市，手机普及率几近30％，虽然年内手机入网资费持续下调，但其它资费如通话单价和月租费等仍保持不变，手机增长放慢是不难理解的，但以此推论全国市场的发展趋势则失之偏颇。因此，在北京这样手机普及率较高的大城市，为促进手机的持续发展，进一步降低手机的使用成本包括通话单价、裸机价格、入网费和月租费等长期成本，将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手机消费群体特性及其趋势。就1999年购买手机的消费者自身特性而言，从性别看男性仍高于女性，分别占55％和45％左右;从年龄看，以18—29岁和30—39岁的青年人和中青年人为主，分别占43％左右;从学历看，以大专以上学历特别是大学以上学历为主;从收入看，则以月收入1500—3000元者为最多，其次是月收入3000—5000元者和800—1500元者。与1998年购机者相比，1999年购机者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趋势。
（1）虽然女性购机者仍处于少数，但女性购机者越来越多，从36.5％增至45.1％。
（2）购机者年龄分布趋向于分散，从集中于30—39岁的中青年人群逐步分散至18—29岁青年人和40岁以上的中年人。
（3）购机人群继续集中于高学历人群，但趋势已不很明显，这可能与北京消费者普遍具有较高学历有关。
（4）由于手机各种价格的持续下调，手机消费日益大众化，使手机能够为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购买，表现为1999年购机者进一步趋向中、低收入者，且分散至各个收入阶层，而高收入者由于普及率高，购机比重反而下降。
消费者运营商及手机品牌选择。调查显示，与1998年相似，1999年购机者的运营商选择基本状况仍是移动通信公司多于。电信长城CDMA选择比重仍很低，但与1998年相比，1999年消费者对通信公司的选择略有下降（约2个百分点）。则略有上升（约3个百分点），电信长城CDMA稳中略降。的缓慢上升，显露出移动通信市场正缓慢发生着有利于消费者的市场竞争态势。从消费者的手机选择看，除传统三强仍居主导地位，且摩托罗拉有进一步加强之势外，手机选择进一步多元化，处于第二集团的西门子、飞利浦、三星等品牌有所上升，升幅为1—4个百分点不等，而国产品牌则仍是雷声大，雨点小，消费者选择很少。
消费者购买行为。通信业发展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早期的手机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需要更换手机（保留原号）或者新购手机重新入网，淘汰原有手机。1999年新购手机中，这两种情形比较明显。调查表明，1999年内平均每售出6部手机，就有一部是新购手机入网，淘汰原有手机（包括原号），一部是新购手机，替换原有手机，其余4部是首次购买手机入网。其中，对通信公司用户而言，淘汰原有手机而入网和替换手机的比例分别为9.1％和18.2％，首次入网者占72.7％，用户首次入网占58.8％，淘汰和替换原有手机分别占23.5％和17.7％。均为新入网或淘汰原有手机入网，而无替换手机的情形。
购买价格。调查显示，1999年手机市场裸机价格在进一步下降的同时，价格差别很大，有的高达6000元以上，有的则低至1000元左右，这与手机市场进一步细分化，产品/服务功能逐渐拉开档次密切相关。裸机平均价格则降至20xx元左右，这也是手机购买者逐渐向中低收入阶层过滤的主要原因。至于入网费，1999年内两次下调，其中通信公司分别下调至1000元和700元左右，平均为920；则分别下调至780元和300-500元左右，平均为580元左右。总体而言，调查表明最低为300元（电信长城CDMA手机除外），最高亦不过1250元，平均水平约为780元。
1999移动通信市场主要事件消费者认知
1999年移动通信市场热点不断，内容涉及资费政策、运营商服务、手机终端以及中美WTO电信协议等诸多方面。调查显示，被访者认知最高的事件是手机资费（入网费）下调（83.4%），其次是中美WTO有关电信协议的基本内容（74.2%），再次是双频手机进入市场（64.7%）和通信公司从中国电信剥离（51.9%）。被访者认知较高的还有上网手机（41.7%）和联通手机直拨IP电话（38.3%）。电信长城CDMA手机话费降价一半（34.9%），预付费SIM卡手机的推出（32.2%），网上拍卖手机（31.9%），手机点播信息增值服务（26.4%）和联通手机免费邮寄话费清单（26.1%）等认知度都不高，位居最后。纵观以上热点问题，可以看出，被访者认知度最高的是有关移动通信的产业政策问题，特别是资费政策，显示消费者对手机资费政策的关注。电信长城CDMA手机由于用户规模小，其热点政策影响小，故认知度不高。其次是对各类手机产品的关注，特别是去年年初就已成为热点的双频手机的推出，年内大肆宣传的国产手机的推出等。对于运营商推出的一些服务项目如预付费SIM卡手机，手机点播信息增值服务及交费服务等认知不是很高，一方面显示消费者对这些问题不是很关注，同时亦显示运营商推出的服务宣传不够或目标受众有限。至于被访者对上述热点事件印象最深的三件事，结果表明，印象最深事件的排序与被访者的认知基本一致，印象度最高的是手机资费（入网费）下调（70.8%）和中美WTO电信协议的基本内容（39.2%），其次是通信公司从中国电信剥离（34.7%），双频手机进入市场（22.3%）和国产手机进入市场（22.0%）等，蓁各项排序基本与认知度排序基本一致。
1999影响手机购买的原因及消费者对市场现状的评价
调查表明，1999年，影响被访者购买手机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双向收费不合理（63.6%），其次是有替代品（54.5%）、本人用不上（39.2%）和通话单价偏高（34.3%）、再次是裸机价格偏高（26.6%）、入网费偏高（15.4%）和月租费偏高，其它原因如服务、话音质量等不是很重要。综合起来看，除去有替代品和本人用不上等无需求原因外，影响潜在消费者购机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价格，特别是通话单价，而双向收费归根结底还是手机的通话单价问题，这已成为购买使用手机的最主要障碍。对于话音质量、运营商服务质量等，由于潜在用户未使用手机，则仅是购买使用手机后才会考虑的问题。
不同年龄、收入水平的潜在用户在影响购买使用手机的主要因素方面亦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表明，除双向收费不合理和有替代品外，18-29岁的年青人影响因素重要是通话单价偏高和裸机价偏高，而40岁以上的中年人影响购买的最主要原因是本人用不上等无需示的原因。从收入水平看，除双向收费不合理和有替代品外，中、低收入者主要原因依次是通话单价偏高和本人用不上，中等收入者是正好相反，而高收入者不购买则主要是由于有替代品和双向收费不合理。这表明，年龄越轻，收入水平越低，通话单价偏高对他们购机行为的影响越大。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手机市场要获得更快的增长，仍需不断降低费用特别是通话单价和裸机价格。
调查表明，被访者对1999年移动通信业的评价最不满意的方面，最重要的是手机通话单价高（72.3%），远高于其它各项，其次是裸机价格高（39.5%）、入网费高（37.5%）和月租费高（32.8%），三者相差不大，再次是手机配件（如电池等）以次充好（23.6%），而通话质量差（17.6%）、覆盖范围差（16.6%）、手机维修服务差（15.5%）、不能获得话费详细清单（14.2%）和交费不方便（12.5%）等均不很高。且这种评价在不同年龄、收入等特性的人群中差别并不明显。这再次表明，通话单价高以及手机价格、入网费和月租费等资费水平偏高既是消费者对1999年市场现状最为不满意的方面，也是影响潜在用户购买手机的最主要障碍。因此，不断调低手机的各项资费标准，仍将是今后手机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而随着移动通信产业的不断的成熟和进入WTO带来的竞争压力，也将是理所当然的。
村调查报告 篇3
关于中国失业状况最容易获得、也是最官方的统计数据是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人一致公认最不能说明问题的。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年底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这个数字仅仅意味着有886万城镇居民登记领取了失业保险，根本就没有费事去计算实际上有多少人没工作。这个统计数据也没有将民工计算在内，而民工是中国劳动力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
从当前的危机发生之始，政府就试图更好地了解形势，分派官员到全国各地，试图统计无业民工的数量。统计结果各不相同，但农业部的一项调查引起了最大的关注。该调查给出的失业民工人数为2,000万，而年初的外出打工者总计为1.3亿左右。
上周，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对6.8万个农村住户进行的最新调查的结果。调查结果预计，现有的外出民工数量增加至1.40亿人，其中大约2,300万人仍在城市或家乡寻找新工作。这样看来，至少在最近的失业情况的数量级上，前后两项调查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政府称其正试图采用更好的方法：通过调查来估算整体劳动力中的失业人口比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年年中曾采用过这个方法，对逾7,000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9.4%的城镇调查样本被视为“经济活动人口”，但却没有工作，也就是说在形式上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这份调查有代表性，那就意味着即便是在危机开始之前，真实的失业率也高出官方数据一倍以上。
那还不是失业率估算的上限值。据报导，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说，国家统计局最初的打算是用调查法来估算失业人数，结果过去三年的失业率突破了20%。
即便对那些拥有更成熟的调查方法的国家来说，计算失业人口数量也绝非易事，而且所得结论往往偏差很大。举例来说，美国政府发布了一个很宽泛的失业率区间数据，其上限较之人们通常引用的水平要高得多。
但是数据上的差异使得公众大惑不解，他们凑到网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失业率到底有多高?
村调查报告 篇4
报告名称：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市场调查报告调查方法：入户访问调查地点：全国调查时间：20xx年被访者：城镇居民调查机构：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报告内容： 55．7％家庭已经购房，户均2．6万元随着国家房改力度加大，我国城镇居民已形成掏钱买房住的观念，超过半数居民已购买了住房。
在购房家庭中，户均购房金额2．6万元，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收入的1．5倍。
其中购房改房的家庭占86．9％，户均购房金额1．9万元；购商品房的家庭占9．7％，户均购房金额7．9万元；购买其它住房的家庭占3．3％，户均购房金额3．4万元。
户均购房金额小于1万元的家庭占购房家庭总数的31．1％，户均购房金额1至3万元的家庭占46．5％。
65．8％家庭住房产权归己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已初步构建起了住房新体制基本框架。
它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住房产权形式，形成了以居民自主产权为主、多个产权形式并存的格局。
户均使用面积52平方米住房面积是衡量居住水平的重要指标，从实际使用面积来看，户均小于20平方米的家庭占总调查户的7.8％；户均20－40平方米的家庭占32.7％；户均40－60平方米的家庭占35.5％；户均60－80平方米的家庭占14．1％；户均80－100平方米的家庭占5.4％；户均10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占4．5％。
村调查报告 篇5
一、调查背景
我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小额信贷的发展是在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基础上并根据我国实际而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其模式大致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的或半主导型模式、民间组织模式、金融机构介入模式，这3大模式相互合作、相互推动的，共同推动了小额信贷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当前我国的小额信贷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为了更好地服务“三农”，20xx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农村金融领域内探索“只贷不存”小额信贷，在正规金融框架内引入新的机构开展小额信贷业务。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于20xx年末下发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人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决定在农村地区新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3类新型金融机构。这些改革创新将促进农村小额信贷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二、调查时间
20xx年xx月xx日—20xx年xx月xx日
三、调查地点
xxxx
四、调查内容
(一)现状分析
1.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
我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小额信贷的发展是在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基础上并根据我国实际而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其模式大致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的或半主导型模式、民间组织模式、金融机构介入模式，这3大模式相互合作、相互推动的，共同推动了小额信贷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当前我国的小额信贷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为了更好地服务“三农”，20xx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农村金融领域内探索“只贷不存”小额信贷，在正规金融框架内引入新的机构开展小额信贷业务。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于20xx年末下发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人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决定在农村地区新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3类新型金融机构。这些改革创新将促进农村小额信贷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2.资金规模
中央银行20xx年8月发布的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数据显示，我国信用社各项存贷款余额均有增加，支农信贷投放明显增加，截至20xx年6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占其各项贷款的比例为45%，与20xx年末相比，提高了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占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例为96%，提高了15个百分点。农村小额信贷的贷款规模从20xx年开始虽然在20xx年有了一定的萎缩现象，但总体发展较快，然而这些贷款数额远远无法满足我国庞大的农业人口。
3.融资
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商业银行和国家政策性银行提供的贷款资金。政策规定小额信贷“只贷不存”，但比例并不高。随着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不断扩大，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贷款方式，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小额信贷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余如政府财务部门的资金和专项扶贫资金、全国银行同业间的拆借和农民闲散资金等，均属于小额信贷的重要资金来源途径。
(二)现存问题
1.市场竞争体制尚未形成
我国目前农村地区的小额信贷没有一个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来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而这种垄断是制度性的安排。各种小额信贷组织在制度束缚和农户庞大需求的挤压下，必然在短时间内遭到资金瓶颈，更谈不上与当地信用社开展较大规模的竞争。多年来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造就了高垄断的农村金融体系，国有银行的退出，股份制银行的限制和不同信用社经营的地理范围划分都直接扼杀了市场竞争。
2.资金紧张
资金紧张是我国小额信贷机构面临的普遍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从源头上阻碍了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我国突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农村金融市场“贫血”的根本性原因。“二元化”结构不仅阻碍了城市资金涌入农村，而且会导致农村资金的流失，还会导致“只贷不存”的信贷机构尴尬局面。按照央行要求，小额信贷试点公司“只贷不存”，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只能运用来自几个有限股东的自有资金和来自一个机构的批发性融资开展相关业务，以及从不超过2个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公司资本净额的50%，以防范金融风险。这样做虽然没有系统性风险，但用自己的钱去经营，亏损完全有自己承担，是无法让这些机构展开大规模的信贷活动的。
3.贷款对象盲目扩张有悖于小额信贷初衷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额信贷机构倾向于扩大其贷款业务，为了增强财务自立能力，贷款业务的扩张可能会导致贷款从穷人转向相对较富裕的人，从小型经营活动转向大型经营活动，从那些最需要贷款的人转向那些拥有其他融资渠道的人，这样有悖于国家大力发展小额信贷业务的初衷。小额信贷应该找准自身的定位——先生存后发展，将目标客户定位为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户。不仅包括贫困线以下人口，还应将从事家庭养殖、小作坊生产的农户纳进来。
4.不能机械化规定贷款额度和期限
关于贷款期限和额度，针对村镇银行整贷零还政策，不能机械的规定每周(或旬)还款，应充分考虑种养业生产周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农村居住集中程度，交通便利性、市场发育程度给农民提供的获得收入的机会以及整贷零还的操作成本、贫困户的综合还贷能力等各种变量，因地制宜，灵活调整贷款额度和还贷期限。除了执行成本高外，资金计划也限制了资金的投向和用途，必须用于那些见效快、周期短的生产活动，从而导致了小额信贷的覆盖率和渗透率较低。传统农业所需化肥、种子之类小金额贷款供给越来越不能满足农业专业户、龙头企业和基地化生产的资金需求，传统农贷呈萎缩趋势。小额信贷在面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时不能满足其长期投资的需求，不利于农村企业的发展壮大。我国小额信贷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技术和制度尚未完全成熟若用小额信贷方式满足农户所有信贷需求，势必偏离原则和宗旨，导致和加速小额信贷失败。小额信贷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客户的较为保守的信贷方式，资金需求大户，至少目前在我国还不应属于小额信贷服务对象，主张贷款期限和分期还款金额应与其他来源的现金和调整风险后的收益一致。
5.保障机制缺失
首先是贷款本身的风险。由于农业产业是一个受自然灾害、市场行情、人为因素等诸多环节影响的弱质产业，加上小额农贷的借款主体——农民，大多还属于经济劣势群体，自身本来抗风险能力脆弱，如果用每天生息的贷款从事高风险产业，一旦出现风险，无疑给本来拮据的家庭生活雪上加霜。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农村信用社每遇到类似风险，往往也是束手无策。
其次是来自外部的各类风险。一是来自于农户的道德风险，由于成千上万的农户都有贷款，还款时存在一定程度的攀比心理;二是由于农户法律法规知识的淡薄，存在将多个小额农贷转移给一户使用的现象，形成风险叠加;三是缺乏有效的信息、管理机制。由于移民、外出等原因，致使诸多小额农贷因债务人外迁，无法收回贷款。四是小额农贷管理落后，给农村信用社员工造成混水摸鱼之机，形成新的道德风险。
6.管理困境
第一，外在金融监管力不从心。有关部门对具体监管方式未做出统一规定，协调小组并非专门的监管组织，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另外，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的投资人又多为非金融专业人才;农行和政府部门两者的责任和权利关系不清楚或信息不对称，也造成了金融监管的困难。第二，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内部治理经验不足。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农村小额信贷组织成功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的组织架构、制度框架在央行指导下已初步建立，但在内部管理授权、职责划分、激励约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由于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和小额信贷都不足以解决我国农村金融面临的困局，必须在农村金融市场进行改革和开放，引入商业性资本投资的新型机构，发展商业性小额信贷。这是因为商业性资本在保持盈利能力、保持机构可持续方面和业务扩张方面有着充分的动力，是改善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和消减贫困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