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锦集十篇。
你有没有在收集作品读后感范文？在日常阅读作者写的作品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心得。在读完一篇文章后，我们会有所思所想，可以用读后感来记录，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一下与“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相关的事宜。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1】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800字
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郭沫若先生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当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时至今日，重读此文，深有感悟，文章以详实的历史资料，深刻分析了李闯王成功与失败的因果关系，得出一个结论：天下兴亡，人民说了算。
在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这天，我们的广大党员都就应重读此文。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真正结束了中国的分裂与割据，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多位热血青年到八千多万人的大党，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全国解放的燎原之势，从几万人部队发展到打垮国民党几百万的部队，建立真正好处上的统一、独立的新中国，一路走来，都是因为有人民这个强大的靠山。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商品经济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也带来了负面的东西，一些党员的理想信念动摇了，一些党员在金钱美女面前倒下了，这些人的心中，人民群众变成了模糊的概念，这就是我们这天面临的危险。就和当年的李闯王面临的危险一样，看得见的敌人容易对付，看不见的思想上的颓废更加可怕。
中央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时候，精神懈怠、潜力不足、脱离群众险、消极腐败，四大危险正地威胁着我们的党，如果共产党人不实现自我约束，就不能持续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大业。
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不是走形式，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动真，从河北省的民主生活会汇报我们看到了成效，公车、公房、“吃空饷”的问题，不是这天才发生的，也不是昨日才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解决?是没有认真，没有人要求认真，因为查处这些问题不是难题，不是做不到，而是思想在作怪。而这些违规用公车、占公房、“吃空饷”的人，是普通老百姓吗，必须不是。这些正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地方，最引起老百姓反感的地方。
李闯王失败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他的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我们的成功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但我们要保证我们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1000字
1944年，郭沫若先生写下《甲申三百年祭》，企图通过李自成农民起义这个典型案例，探讨中国农民革命的命运，选题重大，目光锐利，可谓无有出其右者。５年后毛泽东重论此文，并给中共出了个题目：“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那时正好是1949年解放战争大局既定，进入北平前夕，他正准备领导着团队“进京赶考”。他们的答案早已成为历史，书写在共和国的主页上。
此番，正值海航创业二十年，学习《甲申三百年祭》，陈峰董事长说“海航创业二十载，风雨兼程，业已初具规模，实属不易，吾常寤寐思之，何以能基业长青，如芒在背。今复读郭沫若之《甲申三百年祭》，论及明朝倾覆，闯王胜败，字字千钧，韵味深长，甚有醍醐灌顶之感”。
海航创业二十年，历经几代海航人风雨兼程，早跻身中国五百强，正迈向世界五百强，铸造着海航人“世界级企业和名牌”的梦想。二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换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说起来，也算是很有成就了。回首这二十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区域到全球化，从航空公司到现代综合服务运行商，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段。此刻，我们该送上深深的祝福。记得看过一句话说，大多数的祝福源自礼仪，只有少数的
祝愿发自内心。如果您也和我一样认同：最可靠也是最动心的祝福，就是坚守信仰，共赴时艰，同享成功。
“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一个公司和一个国家在兴衰生死的命运轨迹上，常常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近三十年来，中国大地上生生死死的大小公司，其实许许多多都在重复着李自成们的历史命运。或许是太少人关注这些以公司符号作为标签的团队，他们从无到有的一路拼杀和从有到无的腐朽衰败，其实并不只是简单的财富聚散，而是激荡着多少人的激情、梦想和多少家庭的血泪。用不着于历数曾经名噪一时的xx团队的兴衰历程，也用不着去翻阅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盛极而衰的档案，我们很容易便能找到它们不可以长盛不衰的理由----创造者与创造物，团队与公司之间的矛盾。创造者为创造物所累，最终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压跨。
一个成功的企业，就象一个新立的国家，前期团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功臣。所有者的身份滋长着支配欲、占有欲，于是便开始有了谱，有了傲慢与偏见。而这一切，都与前期的创造、激情，无所顾忌的前行形成了冲突。二十年来我们在各个向度上都创造和积累了经验。有些经验，甚至在业内颇具影响。善待这些经验，对于未来的发展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过于依赖这些经验则会成为我们的负累和前进的包袱。作为一群真正的创造者，其本质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就是自己。抱着过去的经验，实际上是在谋杀未来。相比我们的目标和梦想，我们还没有创造多大的利益。但个人利益高于群体利益，部门利益高于
公司利益的现象渐成风尚，部门的协作愈来愈难，一些原本不难协调的工作论争，变成旷日持久、无止无息的纠缠，一些善良的愿望和举措，被无端地恶意猜忌和病诟……风气在变，变得我们无法用常理去衡度和化解。当福利当成了人生的终极追求，我们的团队怎么还可以轻装前行？
六十年前《甲申三百年祭》对农民革命命运、出路的思考，可以鉴古，可以鉴今。二十年来我们所向披靡，是因为我们轻装简从。时逢创业二十年，面对历史和成就，值得祝福，面对未来和下一步发展，我想更该多一份冷静，多一份忧虑，总比多一份狂妄，多一份骄矜好。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朝代更迭，治乱兴衰，本是自然规律，但一个政权被推翻，再加上一个悲情皇帝的黯然谢幕，将近三百年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大明王朝逝去，终究让人唏嘘不已。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回顾了明朝的兴亡得失，李自成打江山曲折历经最终功败垂成的原因。当时毛主席阅后高度重视此文，把它当做历史教材刊发给全党干部群众。让大家深刻吸取这里面的成败得失，从而为我党所用。一年后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周期律”的说法，毛主席找到了对策，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负起责来，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从古至今，人类筚路蓝缕，文明薪火相传，进步最快的是物质文明，而进步最慢的却是人心。读史书可以看到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将决定人物的最终归宿。
明末风起云涌，不少史书对此有很详细的描述。通过了解阅读相关的资料，我仔细品读了崇祯帝，他从开始的隐忍，到清除魏忠贤的果决，成功后的励精图治，错杀袁崇焕的痛心，民变时的用力过猛，城破时的绝望，一步步走上了一条悲情的路线。客观地讲大明王朝的悲剧不是完全由他造成的，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环境原因，但他作为大明王朝的CEO，却不得不负全部的责任。他曾经愤愤地说过：“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左传》云：“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桀和纣怪罪他人，把责任推给别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
李自成被逼无奈走上了一条下岗再创业的道路，从最初的小跟班做起，十八年来风里来雨里去，几次命都快没了，终于熬出了头，建立了大顺王朝，为自己设下了安乐窝，就蒙头准备睡大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江山没有坐稳就要贪图享乐，这是注定是悲剧的结局。这也是农民出身的他性格使然——小富即安，不图更大的梦想。革命，从来就不相信眼泪。
掩卷沉思，大明王朝沉浮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命运的缩影，这段历史有跌宕有兴衰，有悲壮也有磅礴，都让人感到无奈与震撼，留给我们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索。
当今中国，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社会上道德败坏的现象却频频发生，这都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危机的体现。历史人物总是在改头换面以另一个名字出现在某个时间段。从当年的刘宗敏张献忠贪财，到近期落马的数名贪官就说明了在金钱和人性的考验面前，他们是灵魂的溺水者。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小的隐患也许就是将来致命的打击。
用什么来拯救道德危机呢?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或许会有一种全新的诠释，带给我们更多启迪。近期开展学习中央八项规定与反对“四风”活动，其实，读史也好，教育实践活动也好，最终目的是要敦促党员干部自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国家长治久安做出自己的贡献。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它能启迪今天，也会影响未来。它能让我们在理性思索中前行，能在艰难蜕变中进步。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只有以史为鉴，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眼光，才能防微杜渐，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历史，从古人身上汲取精髓的真正目的。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2】
1944年的暮春时节，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他的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个时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时节，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并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因此而扬名，但人们也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总结农民起义军因为骄傲而失败的教训。
前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却有了一点新的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后金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用今天的话说，李武生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极左”、“仇富”的，结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强烈反弹。皇帝身边的大学士钱士升便上书崇祯，说李武生“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总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开枪，不能搞民粹主义，否则的话就会“大乱自此始矣”。
皇帝当然是害怕“大乱”的，何况钱士升的资历和专业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够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议也就被搁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为崇祯犯下的这一错误扼腕叹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
富人的钱不能动，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钱，“剿寇”又是火烧眉毛的事，不能稍缓。怎么办?只能是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说：左良玉(明朝大将)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为朝廷严重拖欠军饷，士兵还要卖命打仗，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当然，用这样的兵来“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终于进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给“剿”了。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经亡了372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既成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能够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3】
《甲申三百年祭》不但祭奠的是明王朝，更主要的是反思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一个已经触摸到胜利的农民起义，缘何又兵败如山倒?这个才是作者反思的重点。但显然，郭老写李自成是虚，而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写李岩。在他的笔下，李岩是帮忙李自成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提出的口号，使受到挫折的起义军度过了难关;并且在起义军进京后始终持续高度警惕性。相反，李自成手下的其他几个重要人物：牛金星、刘宗敏的所作所为却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失败。郭老对李自成所犯的错误，几乎没有提到，对牛刘二人，他说：他们能够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是这两位巨头。那么到底牛、刘，或者包括李，在甲申年间，尤其是进京之后，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呢?郭老认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
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
正是因为这段话，使毛泽东读出了原论文的新意思。1944年毛泽东致信郭沫若，说到：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显然，毛泽东是认可了论文中的这一部分实用价值。1949年，当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快要走向胜利的时候，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在他离开西柏坡前又一再表示不能当李自成，于是，后人将《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的失败原因、党的工作的要求等联想在一齐思考就自然而然的了。
于是，在1991年，xx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也提到重新《甲申三百年祭》，自然是从毛泽东骄傲自满的论断中又引出了反腐倡廉。此刻有些人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完全违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离开了共产党员的标准。20xx年，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说：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到反腐败，我就想起六十年前毛泽东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谆谆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时骄傲起来、生活腐化的错误。
我不明白党的历届高级领导人是否仔细读过郭老的这篇文章。因为郭老的文章在李自成失败问题上，根本没有将骄傲自满、反腐倡廉作为论证的重点。而且郭老在整个论文中，一向是将李岩作为祭奠的主要对象，例如李自成是否有腐败或者骄傲，郭老在文章中也是矢口否认。但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读出了自我的理解需要，而且毫无疑问，后面的领导人是又读懂了毛主席的理解。至于原先这篇史学论文，读与不读已经不重要了。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4】
粗粗读了一回，开头挺认真，因为是老师上课时提起的。看到分析吊树死的主时，甚感单薄，只从正反二面，我想看的上下左右呢?没看到全方位的，当然煤山上的主不是本文的重点。继续看下去，大量引的《明季北略》，就提不大起劲来了。于是越看越快。
很多人说此文是迎合我党，其实1944年，我想说，我党正在比较艰苦的各种作战期，而知识份子应该是在一线城市更多，我党当时更多的在二线(及以下)城市，所以想来我党迎合他的可能性或许大于他迎合我党(没有考证郭当时是身处哪里哈，纯粹只是这么想，应该在大城市的说)。
毛是史学家，“明史”读了30遍的家伙，为什么对此文推崇备至呢?我想来应该是符合当下环境的。此文但凡有一句话二句话，对当时我党所存在的重大弱项，起到了提示警醒作用，那么就是值得去推广认识学习并改正的了。这可能就是此文的意义，倒也单不是说“政治意义大于学术”这么来看。这就像我们现在的在职培训，虽然学费吓s人的贵，总觉的不值这个钱，不过，但凡老师的话有一句听进去了，并起到醍醐灌顶的作用，使你受益一生了，那么其实这学费就值了。我想我值了，因为我在昂贵学费里学会了在春夏秋季时要吃冷鲜肉～所以我也会大力的和朋友同学说：这个学习真好，你们也去学学呢，因为我受益了～(虽然这个知识点我应该在生鲜超市花个40元钱买肉时，让卖生鲜的专家告诉我，而不是让如此昂贵的学校来告诉我，但这个只能说是我自己效率不高的问题了)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5】
郭沫若在1944年的时候写过《甲申三百年祭》，主要总结了同是甲申年的1644年，两个王朝相继灭亡的历史教训。一个当然是存在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另外一个则是只撑了短短四十多天的大顺朝。从郭沫若的立场和当时两党的情况来看，郭沫若关注的焦点显然是大顺王朝，大顺王朝只持续了40天。
因为国民党自然就坐在明代的椅子上。
对此文的评价，有说引起轰动的，有说大失水准的。对于这个，我不好评价。毕竟人家是大家，只是人格上差那么一点点，学问上应该还是有不少干货的。
引起我兴趣的是文中对崇祯皇帝的一些评价：“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
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
）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文中明确指出，崇祯皇帝很爱下罪己诏，也就是作自我批评。时不时还减少一下伙食来表示自己尽力了。这个不免让人联想到后世的一些政客（当然不是中国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爱作秀的政客呢），动不动穿个破棉袄，掉掉眼泪。
实质性的行动则基本没有。文中还提到一个数字，这位靠减膳撤乐表示节省的皇帝，其皇库中积压未用的银两居然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天文数字！看来政客脾性古今如此，不过现在进步了，如果崇祯皇帝活在现在，还有好消息，那就是不用动不动自己下罪己诏了，那样毕竟还是丢脸，也不用自己减膳了。
这些事情，都交给内阁首辅去办好了。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6】
郭先生写作此文距今已有六十余年，甲申之变，年代亦更加久远。但历史永远是一个真实而深刻的存在，无论山河如何变换，岁月如何流淌，依旧是那些警示冰封。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一次色彩鲜明的起义。此后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达到了秦朝末年以来农民战争的高潮。其规模和影响都令人震惊。然而，令人扼腕嗟叹的是，二者都以惨烈的失败而收场，犹如两个瞬间喷薄的烟火，绚丽夺目，却又短暂易逝。
这样的历史悲剧不能不发人深省。
农**动，向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惧之既深，恨之既切，却又往往对运动本身嗤之以鼻，以为不过是一群草莽流寇为争衣夺食而无恶不作的行为。近代以来，阶级意识日渐浓烈的学术界又以此为根据，总结出其“阶级局限性和小农意识”是导致其运动失败的根源。我同意封建统治阶级和现代主流史学家的观点。
但窃以为，农**动最主要的动力在于人的内心，其运动的出发点都是以一个看似真实而实则虚幻的“梦想”为根基的。诚如郭先生文中所述，张、李、罗三路人马起事初衷以及做事风格不尽相同，然而我相信他们三人心中都会有一个不谋而合的想法。不仅是他们，其麾下的文臣武将以及众喽啰也都怀揣着这样的梦想，那就是：
摆脱贫穷低贱的生活，做一个正派正常的人。
这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想法，这只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不论种族与名族、不论肤色与年龄都会有的一种属性。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的两个基本需求。当时，无论是明末清末，安居乐业，对农民来说，早已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生存状态。
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豪绅恶霸横行乡里，连年征战征丁让一个个家庭难以承受。无米下炊，更要逃捐避税、保全壮丁，真可谓苦不堪言。物极必反。人们的耐心是有限的。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勤劳的忍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必须站起来。
对于沉默的大多数人来说，有这样的要求和期望实在太正常了。
可是你看，尽管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我们看到的却都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代表，一个个具象化了的个体，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人物。嘉善转型的许多人，无论是明朝的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还是吴三桂，都是和你我一样，有着各自思想感情的社会动物。说历史也是偶然的，这句话不算太多。
整篇文章都称赞李岩和宋的建议，我们不妨从他们开始。据史料记载，李和宋对马斯洛的前两个层次的需求没有问题。那么是什么驱使他们加入李自成的军队呢？
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看出，社会需求和尊重需求占很大比重。从李岩和李自成相见恨晚、惺惺相惜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李岩是很乐意交上李自成这样的朋友的，并且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得到了李自成的认同和尊重，满足了五个层次里的前四个层次了。宋建议的情况也可以类比，这里不再赘述。
那么换个角度思考，李自成起兵事业的转折，也正是遇上了这样一群俊杰的辅佐，才有了日后的蒸蒸日上。所以说，结交朋友，特别是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是成就事业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最后，说到自我实现的需要，问题就复杂了一点。倘若李自成率众攻陷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可以视为这个群体理想和目标的实现，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却并非如此。闯王天南地北腥风血雨闯荡十几年，一朝坐上皇帝宝座，奋斗的心也就随着目标的达成戛然而止。
其麾下众将士莫不如此，右丞相牛金星、权将军刘宗敏等人跟随闯王进京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可以视为多年来得以实现的夙愿一朝达成而表现出的满足。只有李岩和宋献策是不同的。看来，起义的胜利并不是他们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这样，本来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结果却不是令人满意的。
闯王众人日益腐化松弛，而李、宋二人日渐形影相吊、荷戟独彷徨，最后将帅离心、内部**、兵败山倒，轰轰烈烈的大顺农民军成为了他人的笑柄、历史的悲剧。
这五个层次的需求没有错。而值得警惕的几点在于：第一，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有时候很容易被混淆。
当人们取得一项成就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投来赞许的目光和恭维的话语，当取得多项成就的时候，这样的目光和话语会更加频繁，当以此为基石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的时候，比如说当上了领导，似乎人们就很容易把这样的目光和话语当做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久而久之，接受别人尊敬的目光和恭维的话语似乎就成了一种必需品，而自身也变得飘飘然，以为这就是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和理想。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迷失自我的。第二，假使一个人依次顺着这五个需求层次去发展，到了第五个层次之后却发现再也没有可以追寻的目标，也容易迷失自我。
古今中外那么多孤独求败的人，既是喜剧，也是悲剧，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想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去思考。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生活当中的英雄，成为自己一生的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光可鉴人，宏大的画面和厚重的岁月当然能够吸引无数的目光，可是历史人物再高大，也是一个个血肉之躯组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说得好：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说的就是要想成就伟业，先从自身的磨练开始。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从古至今都是恒久不变的真理。
所以，坚持自身的修养，树立向上的信念，一生都不放弃，就算是成就了小我。只有先成就了小我，才有可能成就大我。在一个组织里面，只有不断地“传递正能量”，才能心无所畏，才能勇往直前，才能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奔向光明的未来而不夭折。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7】
近日闲来无聊，在网上读了一篇郭老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坦白的说，对我这样一个并非文科出身，将来也无心向文的青年来说，读懂这篇文章已是不易。好在书后多有注解，囫囵吞枣下去也可以看出个端倪来。都说以史为鉴，透过这篇可以称为历史论文的祭文，至少有两点是可以引以为戒的。
首先是李自成进京后迅速的腐败。当年在毛主席带着共产党人进京赶考之前，曾经极力向全党推荐郭老的这篇文章，而他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全党能以李闯王为前车之鉴，能让新生的政权稳定下来。这一点他做到了。
但看过这篇文章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郭沫若先生的另一层意思，即对李岩被杀的痛心疾首。这李岩是何许人也？简单一点说，和屈原是一个类型，都属于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物。按郭老的意思，要是李岩不被杀，大顺政权或许能就此扎下根来，至少不会败亡的如此让人不可思议。这里我无意贬低郭老先生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看法，只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可悲的英雄。
按郭老的考证，这李岩是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这样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看法和作为必定比刘宗敏一伙的流寇要高一个档次。在起义军处于劣势的时候，他的真知灼见必定会得到大家的响应，而事实也证明在闯王进京之前，李岩的地位一直是处于上升期的，可一旦颠覆了朱明王朝，他这种木秀于林的地位是很容易招来麻烦的。古往今来，庙堂江湖，这样的事天天在上演。俗话说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某臣亡，这也没什么值得唏嘘的。而可悲的是，他死的太早了些，李顺政权的统治者太过乐观了，以为进了北京城，面南背北一座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当皇帝了其政治头脑之简单，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李岩跟这样一帮人共事，如果他不急流勇退的话，摆在他面前的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顶多是或早或晚而已！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8】
冯心军近日，再读郭老所著《甲申三百年祭》，随使我感慨颇深、体会颇深。随笔写下心中之感慨。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郭沫若挥笔写就了这篇史论名著，不仅在历史学界，同时，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这不仅是一篇学术文章，更是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明朝末年人民生活的惨状，看到农民起义的发端、发展与高潮，也看到了李自成政权的成与败。
本文所反映的问题是广泛而深刻的。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职业中做出自己的诠释和理解。
阅读文章可以看出，一个政权能否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最高领导的决策固然重要，而政权机构的**要员、文臣武将、甚至基层行政，事务人员也都对政权的存亡发挥着一定作用。
明朝末年，朝野腐败、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李自成揭竿而起、率众起义。初时，起义军旗帜鲜明、纪律严谨、爱民如子、作风廉洁， “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绵幕”，甚至颁令“马腾入田苗者斩之”。
由此前后仅
4、 五年后，他们被困在北京，覆盖了明朝，坐上了金銮的宝座。然而，他们开始“纷纷然，昏昏然”——大功既已告成，天下也就再无危机可言。**要员、文臣武将们每日沉沦于胜利的喜悦，陶醉于歌舞升平，忙碌于迎来送往、权贵之交。
“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在京城“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杀人无虚日，纵兵丁掠抢民财”。
在肘部和腋窝附近，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起义军的腐败作风，导致了清兵入侵，义军失败，李自成的政权仅仅存在了113天，便闹出了刘宗敏为得陈圆圆逼反吴三桂的荒唐事儿。
当然，问题出在牛金星和刘宗敏身上。但是在牛金星、刘宗敏的手下又有多少“小牛金星、小刘宗敏”在重复着他们的错误？而在这些“小牛金星、小刘宗敏”之下，难保没有更小的。
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什么”居安思危、优良传统、军纪严明、打天下者卫天下”，统统都丢在了脑后。他们只是享受和享受。至于明朝的灭亡，则是由其极度腐败统治的。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其官吏则“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结果只能是“纵贪横于京几”，吏治败坏到了极点。这样的王朝是必然要灭亡的。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如果翻书假设，当初李自成也能想到居安思危，颁布勤政廉政，制定一整套利国利民的方针大计而率众实施，想必不会有此悲惨结局吧。
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的教训，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便及时告诫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今天**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期间的重要讲话，也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在新世纪新阶段，要践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党的各项任务，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不仅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而且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这样，才能牢牢把握我们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在以往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有新的更大作为。
在我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初步成果的今天，仍然存在着很多社会矛盾，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必须按照党的要求，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为完成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今天，重温并牢记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两个务必”，认清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对我们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分重要。
尽管我们是基层单位、商业的服务窗口，但我们毕竟是共产党员，是企业的一份子，是员工的服务员，更应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不渝地为企业谋利益；为员工谋福利。我们的工作是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的。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注重实效和政策，始终把企业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贪、不占、无私敬业。
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历史的教训且不可忘记，越是在新的形势下，越是要充分认识坚持“两个务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防止因胜利而骄傲；防止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情绪的滋长，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勤奋敬业，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9】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
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全文大致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严重，崇祯昏聩，结果引起民变，弄出亡国之祸。第二部分叙述李自成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其中特别详细考证了知识分子李岩的经历及其重要作用。第三部分说明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听李岩的主张，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有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终于失败。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该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多次印成单行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甲申三百年祭的真正写作意图是保护周恩来，文中的李岩是隐喻周恩来。郭沫若是周的朋友，当时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饱受打击，郭是经过和南方局主要领导的协商之后才精心写作此文的，目的是提醒毛泽东，保护周恩来。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篇10】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